【内容提要】 广西东北部是多民族杂居之地，自古以来这里就居住着壮、瑶、侗、苗等族，其中瑶族的居住人口在广西占有相当比例。这种多民族杂居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古代各民族的迁徙活动有关。本文主要探讨明清时期这一地区瑶族的分布与迁徙情况，并考察它在迁徙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之间所产生的相互影响，认为这一时期瑶族在不断迁徙中与各族彼此接近，共同开发了桂东北。
【关键词】 桂东北 瑶族 民族迁徙 民族交往
桂东北地区与湖南相邻，湘桂走廊纵贯全境，是广西与中原地区联系的重要通道，开发历史至为悠久。长期以来，这一地区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科学文化，在广西均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吸引了不少外地居民来此定居。历史上这一地区的人口迁徙活动十分频繁，尤其是少数民族迁徙在明清时期形成高潮，许多少数民族从外地迁来此处定居，继而形成了各族杂居的局面。可以说，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迁徙，奠定了今天这一地区民族分布的基础，并对广西东北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研究这一时期桂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迁徙，对于了解广西古代民族关系及其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这里，笔者仅就这一地区瑶族的分布、迁徙及其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影响作一粗浅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瑶族的分布
明清时期是桂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分布初步定型的时期，在十余个县的广大范围内，各族交错杂居，形成大分散、小聚居格局。就瑶族而言，它的分布地域十分广阔，桂东北各地基本上都有分布，“瑶之属桂林者，兴安、灵川、临桂、义宁、古县诸邑，皆迫近山瑶”①，《明史》卷317也载，广西瑶壮居多，“其散布于桂林、柳州、庆远、平乐诸郡县者，所在蔓衍”。但仔细考究，桂东北各地瑶族的分布又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特征。
从分布地域而言，以恭城、富川、龙胜三县最为集中，人数也较多。恭城瑶族据清嘉庆年间编《平乐府志》记载，分布“东则势江、北垌源、上下蒸；西则大源山、小源、高界、瓮塘；北则石盆、平川、四村、马眼，皆立有头目”。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立的势江《审照碑记》也说：“势江源八甲，地近山瑶”，分布地域大致相当于今之莲花、三江、观音、龙虎、平安、嘉会等乡。富川瑶族历史较为悠久，自明初以来便形成了以瑶汉两族为多数的民族聚居区，当地在明清时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民人居中央，瑶人住两旁，富川立城好，两边白水流”②，这里的民人就是指汉族人。富川瑶族分布在七都东山、七都西山、上九都，大致相当于今之富阳、白沙、莲山、福利、西岭山一带。其种类按居住地域划分为四种，“曰七都瑶、上九都瑶、一六都瑶、畸零瑶，皆来自黔中五溪，散处三十六源”③。龙胜在明清时称义宁县，是瑶族聚居的重要地区，分布有大量的瑶族，所谓：“山谷深远，瑶人弥多，尽隶于义宁县”④，瑶人分为三支，盘古瑶（即过山瑶）、平地瑶和“狗瑶”⑤。
桂林附近的临桂、阳朔、灵川三县的边远山区，瑶族只有零星分布。临桂靠近省城桂林，当地瑶族受汉族影响较深，生产力较为先进，被称为“熟瑶”，主要居住在边远的乡村，“有平地、大良、高山、过山之别”⑥。阳朔瑶族分布在边远的富和里、兴仁里山区（即今福利乡龙尾瑶山一带），“阳朔东北曰崇富里，邃崖绝山献，人迹罕到之处，瑶人居焉。”这里的瑶族有笠头瑶、箭杆瑶、戴板瑶、大塬瑶之分⑦，灵川瑶族则主要在六都一带有少量分布。
平乐、荔浦、永福一带，瑶族分布相对集中。平乐瑶族在县内分布较广，“瑶亦有数种，有熟瑶，有生瑶，有白瑶，有黑瑶。生瑶在穷谷中，不与华通；熟瑶与州民犬牙相错，或通婚姻⑧”。荔浦县瑶族主要集中在修仁乡，其余在边远的山区，“荔浦瑶居山谷中”，“修仁境东自晓村而南，皆瑶所居。又有秀里、金峒诸瑶，不与民通”；永福县瑶族被称为白瑶，集中在毛峒、里定二里⑨。
兴安、全州、灌阳一带，瑶族分布极为分散，且多与汉族杂居。兴安瑶族主要居住五排、七地、六峒及融江、穿江、黄柏江一带地方，“与民杂处”。全州西延乡，即今资源县，居民主要以瑶族为主，数量不少。“全州西延洞皆瑶人居”，另外全州建乡、因德、东山一带亦有少量分布。灌阳县位于湘桂走廊的东南侧，是桂东北的一个山区小县，都庞岭纵贯县内，山谷之间的冲槽，当地称为“源”，是瑶族居住的主要地方，这样的源有三十六个，称三十六塬。
“大源瑶，县北十三里，沙罗源瑶，上崇顺里瑶，大荆源瑶，乌水瑶、塘尾底瑶、白竹瑶、雷公岩瑶、盐田瑶、东流瑶、斜水瑶、太平瑶、东西两山瑶”。瑶族所占居民比重较大，“灌阳民七瑶三，散处归化上下二里”，明朝时他们经常起来反抗，为统治者镇压。“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瑶蛮作乱，调军征剿，并十四里”。
从明清时这一地区瑶族分布的总体情况来看，除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鲜明特点外，还具有以下显著特点，那就是居住环境普遍较为恶劣，多为高山绝谷之中，生产力水平较低；桂东北南部区域的瑶族比北部区域的瑶族人数要多，居住要集中；距离汉族统治中心较近，主要分布在省会桂林周围各县；与汉等各族交往较为密切，彼此影响较大。这些特点随着这一时期瑶族的不断迁徙而变得愈加明显。
二、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瑶族的迁徙
瑶族是个迁徙民族，历史上其迁徙的范围极为广泛，正是因为不断迁徙，才开成了瑶族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今天桂东北地区瑶族的分布格局，很大程度上就与明清时期瑶族的迁徙有关。
关于明清时这一地区瑶族的迁徙原因及路线，桂东北各县情况不一，且因缺少文字记录，考究起来存在不少困难，只能借助瑶族的传说、歌谣以及一些调查资料。根据恭城瑶族的族谱记载，他们除小部分是明以前迁来的外，大部分是明清时迁来的。三江乡现存的《千家洞流水记》记载了这一地区瑶族的迁徙经过：元大德九年（1305年），湖南千家洞瑶族因受官府逼粮交税的洗劫，纷纷逃离，由源口、龙虎关迁入恭城与湖南交界的势江源、唐黄源等山区避难，靠刀耕火种为生。明朝洪熙元年（1425年）开始建立茅塘村，正统四年（1439年）建立牛尾寨村，正德元年（1506年）立石口村松（丛）木寨村，正德二年（1507年）立栗田大村，嘉靖二年（1523年）立俸（凤）头寨村，嘉靖四年（1525年）下洞招大浪水、安冲、南江源；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立新寨村；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立石口江背村，立满上下二洞，是为伸家洞。观音乡焦山村俸荣迁的墓碑记载，他们是从千家洞经源口过伸家洞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最后迁至焦山的。关于从千家峒迁来，恭城瑶族《迁徙歌》也可作为一个明证。
歌谓：“太祖原籍湖南千家峒，瑶民无粮无税收。王兵驱压耕种地，瑶家无道走山头。搬到湖南永州府，道州市内住宿安。访妻卢氏成双配，施于广西桂林城。”
位于恭城西岭乡西部的新合，分为瓮塘源、大源、小源及芹源四源，是过山瑶的聚居地，据这里棉花地雷王庙碑记载，新合瑶族是明洪武年间，因为恭城瑶族梁天朝与湖南雷虎子举兵反抗，统治者采取“以夷制夷”策略，从广东肇庆府德庆州封川县把他们招募过来，迁入恭城负责把守隘口。洪武十八年（1385年），湖南梁、雷起义被镇压后，他们得到官府的同意，回家搬来老小，在此居住。其后他们沿西河而上，部分人往澄江河，在黄滩、杨溪等地居住；另一部分瑶族则在苦竹河沿岸居住。景泰元年（1450年）这批瑶族又分为三支迁徙，一支到与阳朔交界的龙尾瑶山，一支到了岛坪源，一支到了新合瑶山。另外明代还有湖南新化、安化的白花瑶、黑花瑶纷纷迁来澄江源（今西岭乡岛坪、营盘一带）采矿，与当地过山瑶结合繁衍至今。在迁居恭城之后，一部分瑶族因为饥荒又进行了迁徙。清同治元年（1862年）东乡瑶族黄通鉴、赵成府带领本族迁往交趾万言冲，途中一部分留在荔浦和金秀县。清同治九年交趾瑶族寄来的《交趾曲》叙述了这次迁徙活动的路线：“一片乌云四边飞，大朝众偶赴交趾，出路多愁忆，愁愁郁郁无人知。得路就行平乐府，象州过了到柳州。过了柳州渡，大船撑过不闻忧。行过一州又一县，来宾过了又迁江。过了龙虎渡，遥遥远远到田州。离开田州到百色，三街四巷好风流。”
富川境内瑶族从何时何地迁入，说法不一。清乾隆、光绪《富川县志》载：瑶族来自黔中五溪，散居富川，而县内瑶族后裔流传自述是来自灌阳、道州“千家洞”。据县内瑶族主要姓氏始祖源流、族谱记载，李姓瑶族分为两支，一支葛坡关源李姓宋时由湖南迁入，另一支麦岭小田于明洪武年间由湖南道县杨柳塘迁居广西富川山口源，后迁地家。石家乡六丈廖姓始祖源流记载，其始祖生于元至正年间，明初迁入此。柳家乡平寨邓姓瑶族洪武年间由灌阳千家洞发迹到富川。新华乡关塘面瑶族其祖先是先由桂洪州（今古城桂洪州）到八百岭后至白菜（今福利乡毛家白菜）。石家乡黄竹村沈姓始祖源流记载，恩养支系于明弘治三年（1490年）遗下给照一张，内载洪武年间承蒙韩观招抚，立宅黄竹源字样。新华乡东湾任姓瑶族族谱记载，他们祖先于明永乐年间从湖南江华县伍堡分支来富川居住东湾，后分支居住大井、尖子树、松树下等地。朝东镇高宅斑竹坪赵姓来富川时间为清雍正年间。先住富阳洋溪山，至城北泗源，经朝东石林，才到斑竹坪。
龙胜的瑶族有红瑶、盘瑶、过山瑶等支系，各地瑶族迁徙情况较为复杂。盘胖村一带瑶族中以陈姓和蓝姓人家为多，据他们的族谱记录，这里的瑶族祖先原居江西泰和县，后迁到贵州古州（今黎平），再到龙胜县大罗，又再到广南乡平坝寨，再到广南乡甲江寨，最后搬到盘胖。戴姓人家从湖南通道县迁来。金坑原属兴安，后划归龙胜，这里的瑶族以红瑶为主，汉人称其为木瑶。“金坑瑶族系木瑶，木瑶古由青州大卷，迁居石从石脚、金鸡宝洞，留麻石座石门城。又据当地老人讲，他们祖先先到金石，后被汉人赶到金坑。”龙胜三门乡同列屯居住着花瑶，他们的迁徙情况是：陈、凤、戴姓祖先原籍为湖海（地名无考），后迁至广东，再到湖南宝庆凤家山，后再迁到广西义宁县崩山（今属临桂县），后又迁至义宁黄沙、雄巴岭、野猪塘，再次搬到龙胜大罗乡同列屯，其后，又有一部分迁往文南乡盘胖。蒲姓的祖先原居河东，后迁往贵州西边山，再到广西融县的长安、东岭，最后到龙胜大罗乡同列屯。而在中禄杉树坪有一块民国四年（1915年）立的石碑，上记载：“吾祖明朝由山东省青州大巷而来，沿途无词（祠），直至金坑立基业纬成家道，择配贤室，而育百子千孙。”后面写有大茅界、下埠、田头寨、大寨、新界、翁江、翁柳、金家寨、中禄上下寨等地的户数，由此可见，这几个地方的瑶族都认为他们是明朝时从山东迁来的。龙胜白水、大洞等地的瑶族祖先，原先居住临桂宛田一带，因不堪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遂迁于龙胜的高寒山区，至今已有６代。按每代20年至30年计算，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此可以推测，他们迁入龙胜的时间约为清中后期。潘内红瑶迁入此地时间，据当地粟姓传说是在明嘉靖初年。迁徙路线是从山东到江西，转到湖南，后进入广西资源粟家大坪，最后迁来此处开荒。
阳朔瑶族主要是蓝靛瑶和红头瑶，据嘉靖元年（1522年）平乐府垦印照记载，阳朔瑶族有赵、邓、李、盘、蓝、唐、蒋七姓，其中赵、李、邓三姓瑶于明代来自湖南千家峒。他们迁徙的路线为先至广东肇庆府，后移居广西平乐府三乡津，最后定居在阳朔富和里、兴仁里等地。
灵川县瑶族流传的《桃源洞歌》：“祖在湖南妹在州，祖在湖南桃源洞。妹在贵州双水沟。桃源洞里有田洞。”
可见他们认为自己是从湖南千家洞而来。全州、灌阳、兴安瑶族迁徙情况较为复杂，迁来的时间难以弄清，路线也只是传说。灌阳瑶族传说其始祖原住江西，因当时雷天通、李天义打劫烧杀，无恶不作，因此众民逃散，土地荒芜。瑶族的祖先凤福安、李元应、邓更宝、赵泽胜、盘廷宗、郑海德等六姓祖公，就由江西逃到钦州，又转道道州（湖南江华、永明）经平阳坡，最后转来灌阳观音阁。现居灌阳已有数代。另有说法是他们祖先开始是从江西出来，先到了广东的钦州，后又搬到广东天连山。凤姓有一些人就住在天连山。其他人又搬到恭城平原簸箕洞，在簸箕洞有一部分人改姓俸，后又搬到灌阳观音阁桃源洞。灌阳观音阁有两个匪盗，一个叫雷通天，一个叫李通地，无人敢去对付。衙门召集瑶人去打他们，结果瑶族祖公将两个匪盗杀了。衙门因瑶人有功，封瑶人在观音阁一带刀耕火种。当时有所谓：“兵守前方，民守中间，瑶守后方，并免税役，由瑶民开垦”的说法。从那时起，瑶人凤福安守牛河，邓承信守天门坳，李应元守大门头，盘田宗守盘河，郑海德守兴安与灌阳交界的漠川大界，邓宝根守小河江源口。当时，凤、盘、沈、梁、李姓的一部分，搬到兴安漠川洞居住，凤家住漠川杨美渠，沈家住四十公田，盘家住榜样和十马元，梁家住房子源。在洪武初年，瑶人即被赶到现在居住的地方。灌阳瑶族迁徙路线有四：一支由全州第四区移居而来，散居在盐田源、杉乐源和大源东北角。主要有盘、沈、凤、梁、粟五姓，称五姓盘瑶。一支由全州东山区迁移至此，现散居于青塘、玉溪、上下泡、鹤龙、秀凤，主要盘俸两姓，称东山瑶。一支由桂林两江、义宁等地经兴安、漠川而来。据说洪武二年来灌阳平“瑶匪”，后因有功，封居盐田源一带，防守前山后隘，主要为袁、梁、侯、罗四姓，称白岭瑶（他们习惯穿白衣领）或四姓瑶；一支由广东肇应府峰山县铁陵山来。据说洪武廿五年来灌阳平“瑶匪”雷五子，后居鱼条江、大小河江，再后发展至陡水、贤伦、文化、华山（城厢一带），主要有赵、梁、郑、俸四姓，称为“狗头瑶”或过山瑶。
从灌阳瑶族的上述传说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灌阳瑶族一部分是从江西、湖南迁来，一部分是从临县兴安、全州、龙胜、临桂迁来，迁来的时间应在明初，是统治者为了镇压瑶民起义，推行“以夷制夷”的结果。从史实上看，明初广西灌阳发生了瑶民起义。洪武二十六（1393年），“初广西平川等三十六源瑶贼作乱，攻劫县治，诏宝庆卫指挥孙宗总兵讨平之”。
明中期以后，随着瑶族起义的不断爆发，临近各县瑶族纷纷迁入该地，康熙年间修撰的《全县志》卷２载：“自正德乙亥，贼大猖獗，其后占据遂繁。……灌之富人又引古田僮、夹板瑶，散布田间”。全州瑶族的来源以湖南为主，据民国年间的《全县志》记载，全州东山瑶的盘姓明初迁自道州，尔后一部分又迁往本县各地。荔浦清福乡波兴、坪冲、六均、六洋等地的瑶族主要是冯姓和赵姓。冯姓瑶族自称系十二姓瑶族后裔，他们自从在道州浮桥离散之后，经过永明县进入广西境内，又经过若干地方到达荔浦县的海洋圩。在此，子孙长大后分家，散居附近各村。按字辈算，有7代了。按每代20年算也有140年了，由此推知，他们迁入此地的时间为清中期的嘉庆、道光年间。赵姓有两个不同的系统，一支由广东乐昌县到千家洞，然后经湖南道州、永明入广西，后到荔浦海洋圩，之后到红冲，最后到九扌尺村，有六代人，按上述计算方法推知他们迁入此地的时间同为清中期。另一支从其手抄的过山榜中可知他们的迁徙路线为：广东乐昌至湖南千家洞，又辗转入广西岑溪，再到荔浦大轮村，又到坪冲。有四代人，故迁入时间当为清末。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桂东北地区瑶族虽多从湖南迁来，但也有部分瑶族由广西逆向向湖南迁徙。在蓝山县，有从平乐迁去的瑶族，在江华县也有部分广西瑶族迁入，据江华濠江乡斑竹源冯腾连抄的十二姓瑶人来路总图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盘赵二姓会合，到广西桂林省落居二载。又到平乐府东门八宝村居住一年。洪武四年因冯姓益偷桂林库银，被迫逃到广东连州杨古山居住。冯姓便改为‘凤’姓。然后盘、赵、郑、凤、沈、周七姓又会合迁到江华所辖的上五堡的金子村居住”。
综上所述，明清时桂东北地区瑶族迁徙从原因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受统治者残酷压迫，被迫迁徙。二是受饥荒威胁，为逃避灾荒而主动迁徙。三是因戍守而发生的迁徙。从迁徙路线来看，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邻省湖南迁来居多，兼有江西、广东等地迁来，形成圆弧形向心迁徙。二是桂东北地区间的瑶族小范围迁徙。三是少部分瑶族以桂东北作为起始地向交趾的长途迁徙。
三、明清时期桂东北地区瑶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影响
明清时桂东北地区瑶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以及这一时期瑶族的不断迁徙，决定了瑶族与这一地区的其他各民族必然要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接触交往。随着交往的加深，瑶族与其他各族互相学习又互相影响，从而推动了瑶族的进步与发展。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文化上，瑶族没有本民族文学，记载事情仅靠歌谣流传。由于不断与汉族接触，他们便逐步接受并学习汉族文化，这有利于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如清光绪时全文炳编《平乐县志·风俗》记载了当地的瑶族：“瑶獠之居咸弃卉服而袭冠裳，挟诗书而讲礼义”。又据《广西通志》卷278记载临桂平地瑶：“性淳谨，习汉文字，与民杂作，或通婚姻”。有的甚至还参加科举考试，并中榜，如全州“建恩二乡瑶，风俗与民同，有子就学列博士弟子者”。在恭城县势江瑶族居住区，明万历年间还出现了恭城瑶族自办的最早的社学——势江社学，这是由瑶族贡生俸希贤等人专为解决势江五姓俸、卢、唐、陶、陈子弟上学问题而联合创办的，直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才废。清时富川花山瑶村“今渐次有读书作文游庠序者，国朝风化于兹为盛矣”。这都说明部分瑶族同胞在与汉族杂居当中，所受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瑶族受汉族文化影响还表现在瑶族自身流传的典籍、书信、谱牒及歌谣中。如明清时期桂东北各地瑶族抄录的过山榜，各地瑶族的家谱、族谱、碑记、乡规、民约，恭城、富川瑶族流传的《千家洞流水记》、《千家洞古记》等史籍都是用汉文写成，瑶族之间的通信也是采用汉文，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要写成这些东西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地区瑶族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杨家将》等民间故事，可见瑶族与汉族在道德观念上具有相同点。此外在节日活动内容上，每个人的名字含义里以及宗谱的排列方法上，都可以看出瑶汉两族在文化上的深远联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尽管瑶族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仅限于极少数人和个别地区，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地区的瑶族文化水平仍是比较落后的。
第二，在风俗习惯上，瑶族与其他民族如汉、壮、苗等民族互相影响，风俗逐渐趋于一致。如富川县：“僮即旧越人，来自古田，散居于花山西乡诸村，俗与瑶同”。平乐瑶族种类较多，“壮与瑶杂处，风俗略同”，这种风俗的相似性完全是瑶族在迁徙中与壮族长期杂居相互影响的结果。但比较而言，明清时这一地区还是以瑶汉两族间的影响最大。恭城地区瑶汉过“派赖”年习俗，以及恭城、富川、龙胜、贺县、钟山一带人民喝油茶习俗，都是受瑶族影响而形成的，“客至其家，不问熟悉与否，概由妇女招待，敬以油茶，客能多饮，则主人喜”。全州东山瑶族：“东山瑶与民族密迩，渐染华风”。在婚姻习尚方面，恭城瑶族受汉族影响最为明显。当地瑶族过去没有坐轿子的习俗，到了清宣统年间牛尾寨的瑶族才开始乘轿。清《恭城县志》卷１载：新合瑶族“十月朔祭都贝大王，男女各成行，连袂相携而舞，谓之踏瑶。意相得，则男女咿鸣跳跃，负所爱者而去。奔入岩洞，摘柳避人，遂成夫妇。或遇社日，男女聚歌游戏，成婚不论同姓，不用花轿，亦无茶会，极其自由”。这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清初当地瑶族的婚姻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思想文化的渗入，当地瑶族在清代中后期也采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
第三，在语言、服饰、生产等方面的互相影响。由于与汉族长期交往，瑶族不仅学会使用汉字，也学会了汉语。“义宁瑶有三，一曰盘古瑶，……能汉语”。恭城平地瑶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多用汉语，如还清兵愿时，用的是广西普通话，在还盘古愿时，间或也夹些官语，只有在还祖宗愿时才用瑶语。黎姓山公瑶则用广西普通话。当地瑶族人民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桂林话，黎姓瑶族过去讲的是土话，后来因与翟姓汉人住在一起，原来的土话已不会讲，而完全讲翟家话了，最后才以讲桂林话为主。这一地区瑶族由于常与汉族相互往来，大部分都能操普通官话，男女衣饰大致也与汉族相同。同时瑶族也有通苗语、壮语的，当地汉人也有通瑶语的，这都是民族间交往增多的结果。如全州东山弄岩的一些汉人，由于长期与当地瑶族接触，已通晓瑶语。服饰上桂东北地区瑶族也受其他各族影响，如平乐瑶族“咸弃卉服而袭冠裳”，而龙胜红瑶据说是因为瑶族迁徙经马堤时，见苗家女多着裙，遂模仿她们，因喜红色，故称红瑶。同时也有一些汉族因受瑶族的影响而改着瑶装的，在全州东山瑶族聚居区，有些汉族妇女就由汉装改成了瑶装。生产上瑶族受汉壮两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交换生活物品、生产用具与农业生产方面。明清时桂东北地区设有瑶圩，即专门供瑶人交易的场所。恭城三江的瑶族一直流传，当他们最初来到此地时，当地已经有一些叫做“郎公”的人居住着，他们人数并不多，讲的是官语。瑶族刚来时，正是四月青黄不接之时，瑶族纷纷向郎公人借粮食充饥，每借必得，从未遭到拒绝。瑶族每天出去打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于是郎公人劝说瑶族从事生产。后来，郎公人自动迁到淘川源口的郎公村居住。瑶族信奉的庙宇与偶像，都是郎公人留下的。郎公人走后，瑶族人即开始种地。从他们的传说分析，这些郎公人讲官话，很可能就是定居此地较早的汉族，当地瑶族所用的生产工具，多数是从汉区送来，再经自己加工而成的。
第四，瑶族与各族的融合。瑶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不断出现互相融合的现象，既有瑶族融合汉族之中，也有其他民族融合到瑶族之中，但瑶族与汉族融合却是主流。“沿边省民与瑶犬牙者，风声气习，及筋力技艺相当，或与通婚姻”。处在桂东北南部的平乐，瑶族与汉族的融合就非常突出，据民国年间出版的《平乐县志》记载，当时“瑶亦有数种，有熟瑶，有生瑶，有白瑶，有黑瑶。生瑶在穷谷中，不与华通，熟瑶与州民同化已久者，自忘其为瑶族壮族，外人亦几难分辨”。很显然，这种融合不可能在民国时才开始，而是早在清代或更早的时间就已开始了。恭城三江牛尾寨的黎姓瑶族据说由汉人入赘而来。龙胜盘胖瑶族的黄姓人家相传从前是侗族，其姓名字派与现在的宝赠侗族黄姓人家同。这种情况说明，瑶族迁徙到此地后与汉侗等族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总之，明清时桂东北地区瑶族与各族的相互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瑶族定居的逐步完成，这种影响愈加广泛，愈加深刻，结果是使瑶族的社会生产等各方面得到发展，从而为开发桂东北边远山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是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