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产生和流行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这是一种80%借源于汉字，而又自成体系的汉语方言文字，这种特殊的文字，只在当地妇女中流行和使用。女书的存在，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谜点。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女书何以出现在上江圩地区，而不是在其他地区？是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导致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和流行？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探讨女书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
一、封闭中开放的女性社区
女书产生和流行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从地理环境看，女书所流行的地区，自古以来是个地处偏僻、落后的山区。江永地貌为盆地式，置五岭怀抱之中。西北为都庞岭，岭北是广西；萌渚岭绵亘东南，岭南是广东；东望是九嶷山；西南与广西恭城龙虎关一关为阻；南与广西富川萌渚岭一岭为界。源出冲天岭的桃水，自西北向西南，流经广西恭城县注入桂江，属珠江水系，是古、近代县境西南通两广的重要出入口。发源于天步峰的潇江，从西北向东北进道县，注入潇水，属长江水系，是古、近代县境东北的重要通道。桃水、潇江两岸，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土地平旷肥沃，物产丰富，村庄密布。
江永在解放前交通极为不便。千百年来与外界沟通只有一条南北官道，到富川、灌阳、江华均为崎岖山路、羊肠小道。潇水、桃水虽有小船航运湘江、桂江，但由于水量受季节制约，且落差较大，不具备通航的条件，旧时出入仅靠石板、卵石铺垫的小道。虽然一九五五年后修了公路，与周围各县相连接，但出入江永仍要几度中转。
由于交通不便，历史上的江永地区极为闭塞。这里的居民历来重农耕，轻商贾，属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山区小农经济。他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不求于外，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每一个家庭都具有“小而全”的内部结构。他们在经济上与外界往来甚少，除到市场上出售剩余农副产品，换取日常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以及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之外，很少与外界有更多的社交往来，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奠定了这里自我封闭的物质基础。
上江圩居民喜欢群居。这里一般同族同姓聚居，百多户人家形成一个村落，女书中心处潇水之滨，地势平坦，村落星罗棋布，这些村落有的相距数里，有的仅一溪之隔。村中街巷井然，纵横交错，严谨有序。青砖瓦舍，雕梁画柱，民居多为天井式建筑。石板小巷把整个村子串联成一个“迷宫”。外人进入村里，很难找到出路。
地缘关系把这里的人们与外界分为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社区村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活习俗，形成了上江圩地区封闭的、非参与性的、较为独立的社区。
然而，人类有着强烈的与他人交往与交流的需要，对外的封闭，促使社区村庄内部的交往与交流增多。上江圩一带属于崇山峻岭中的宜农谷地。解放前由于田多地少，土地肥沃，耕种一年的收获可供几年吃用。男人们下田耕作，在主要生产部门中占据重要地位，有机会外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对外交往相对较多。而这里的妇女，既不同于中原农耕地区妇女操持家务，勤于农活，又不同于北方、西北方少时民族游牧地区的妇女挤奶熬茶，放牧牛羊，也不同于南方山地民族地区妇女挑担种地，上山下坡，她们的任务只是持家和做女红。为了排解寂寞，妇女们常常喜欢聚在一起，纺纱织布、剪纸绣花、打花带，即使是在家里纺棉花，也是三五成群集中在一间屋里。劳动时，她们经常唱读女书，用以消愁解闷，忘却疲劳。这些“楼上女”在社会上、在家中的地位很低，然而，妇女们凑在一起做女红的习惯，给了她们互相交往的机会，有利于坐下来诉说痛苦，求得同伴的慰籍。
妇女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主要生产部门中居于次要地位，也就丧失了参与男性社会活动的权利，降低了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由于经济上依赖于男性，妇女与男性无法建立平等关系，彼此交往存在着障碍。千百年来，生活在大山里的江永女子，在封建礼教和乡俗民规的重压之下，她们的心灵被苦闷扭曲，满怀的愁怨只能在姐妹中诉说。只有在与女伴的交往中，可以敞开心扉，说出自己的种种不幸，抗议命运的不平。于是女性社区内部的交往与交流就显得非常重要。没有恋爱婚姻自由、深受各种束缚、孤独寂寞的妇女们知道，只有与自己有着共同生活经历和共同命运的女伴，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人，理解和友谊是解除精神痛苦的灵丹妙药，她们就是这样从姐妹们温馨的话语、美好的祝愿中获得精神力量，增强战胜苦难的勇气。
这是一个开放的女性世界。妇女们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承受着社会生活的千般万苦，内心积淀着许多苦情、哀怨，她们不怕暴露自己的隐私，敢于直白自己的痛苦，表达自己的愿望。她们用女书写下苦难的遭遇，希望能找到如意的丈夫，乞求神灵保佑生儿育女、解脱灾祸。有些妇女，终生受苦，自幼贫穷，丈夫早亡，膝下无儿，一生遭难，孤苦零丁，依靠无人，一肚子辛酸无处诉，她要说出、唱出自己的痛苦，即使自己不会写，也要找一个会写的人用女书写出来，写成一首长歌唱读，以排解心中的愁绪。这是封闭中的开放，这种对外部的封闭与内部生活层面的开放在上江圩地区是同时并存的。这个开放的女性世界，为女书的产生和存在创造了条件。
对于上江圩地区的妇女来说，每次诉说自己的苦情，事件情节不免有些出入，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写作下来，就成为一个脚本，变成耳熟能详的唱词。书写的需要产生了，就有了学习的动力。妇女们凑在一起做女红的习惯，又给了她们互相交往的机会，有了坐下来传习女书的场所和创作、使用女书的条件。时至今日，上江圩的妇女们仍然保持着“聚群”的习惯，经常喜欢聚在一起打毛衣等。
二、女书是对汉字的反叛
战国时期，江永曾是楚国的最南边陲，秦朝开始在这里设县。此后，历代朝廷都在这里设郡置县。唐朝以前，江永的居民主要是瑶人和越人，唐宋以后，各方汉人陆续来到江永，汉文化在这里影响逐渐扩大。
江永的汉人来源大致有以下途径：一是历代朝廷派往此地的汉族官吏；二是历代官府多次派兵镇压当地瑶民起义，随军而来的汉族兵士定居下来。三是江永历来重农桑，轻商贾，经商者多为外地来的汉族商人。四是临近地区的汉人，因遭水旱灾害，逃荒讨米搬迁而来。
女书流行的上江圩乡的几个大姓氏族，大多是从中原汉文化繁荣地区迁徙而来。义姓人最多，源出两支，一支宋时从山东济南府德州平原县来任营道令，另一支据说源于山东青州，隐名改姓而来；欧姓是唐时从本郡宁远迁来；杨姓一支为唐时从山东青州安乐县迁来。唐姓祖籍山西太原，唐代来此，几经辗转，移居夏湾；邓姓由河南南阳迁广西全州，后迁江永铜山岭；卢姓宋代从山东兖州府曲阜县迁来；蒋氏是元时山东青州的败兵逃难于此；何氏为明洪武年间从山东青州迁来；胡氏宋元时曾在四川任知府，后于明永乐年间迁至江永；高姓氏族也是明代来此定居。因此，此地大姓大多是唐宋以后从内地搬迁于此地。
从秦汉开始，这里即有私塾馆，唐宋以后增多。私塾主要教习四书五经、《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灌输“忠君尊孔”的封建伦理道德。唐宋以后，这里逐渐建立了四所较为有名的书院，即桃溪书院、顾尚书书院、濂溪书院、允山书院，主要讲习四书五经、《性理》、《史鉴》、《古文》等。唐朝开始在这里设立县学，以后历代得以延续，直至民国建立新式学堂。因此唐宋以后，通过私塾、书院、县学等各种文化教育渠道，汉文化在这里得到了普遍传播。
这里的钟灵毓秀成为汉文化传播的催化剂，历代名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永贞元年（805）冬,柳宗元积极参加王叔文等人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今湖南零陵)。司马为编外闲职，实为流放之别名。柳宗元在永州十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永州山水名胜,写下很多描写当地风光，抒发情怀的诗文名篇，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另一著名人物周敦颐则是生长于本地的程朱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北宋著名哲学家，字茂叔，宋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江永邻县）濂溪人。他在湖南桂阳、彬州、永州等地做过官，晚年幽居于庐山莲花峰下。著名理学家程颢、程颐都是他的学生。所著《太极图说》，被宋儒推为宇宙和人生的最精简的说明，后经朱熹发挥，遂成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后人将其著作编为《周子全书》。何绍基（1799－1873）晚清诗人、画家，著名书法家。湖南道州人。书法得力于颜真卿，遒劲峻拔，别具风格，自成一家，书法作品传世甚广。
历代名人的足迹遍及永州之野，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得以在当地传播开去，历代私塾、书院、学堂遍布县内，县内子弟有了接受汉文化教育的机会。这表明，自唐宋以后，永州地方已受到汉文化很深的影响。女书80％借源于汉字，其产生与流行应在汉文化在当地繁荣以后，即当在唐宋以后。
汉文化影响越深，也就越加具备了汉族封建统治所具有的其他特征。自周代开始，即逐渐形成宗法制度，男子从属于家族，女子从属于男子，封建的男尊女卑是两性关系中的支柱，及至儒家封建礼教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规定，女性卑下服从的地位，主内治家的职责，“从一而终”的婚姻，保贞守节的意念就是她们全部的生活内容。男尊女卑观念深入全社会，广泛表现在观念形态及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压迫、歧视和无穷的痛苦。
江永的妇女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她们不能随意与除自家父兄以外的男人接触，不能随意参与男性社会的活动，不能和男人一同下田耕作，受教育是男性的专利，女子没有受教育的资格。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裹脚，由父母决定将来的婚姻，婚后没有人权保障，随时可能被典当、买卖或者转房（丈夫早死后，转嫁给夫家未婚的男子），每日纺纱织布，足不能出户、笑不能露齿，她们一生的内容就是家务与女红，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不自主的婚姻与生儿育女。
如此压抑的生活和处境，带来了她们强烈的反叛心理，在汉文化的包围之中，她们更形成了对汉字的反叛心理。她们愿意学习，愿意书写，希望能像男子一样，出口成章，作诗撰文，然而，现实却不允许她们有此非分之想。既然不能像男子一样，进书院、学堂学习文化，就要找到一条属于她们自己的途径，诉说自己的痛苦，表达自己的哀怨，展示自己的才华。而当地封闭的环境下开放的女性世界，和受瑶俗影响妇女相对自由的状况，使这种愿望成为可能。她们用女书对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制度进行揭露和控诉，甚至将矛头直接指向“制错礼”的朝廷、皇帝，“只怨朝廷制错礼，世杀不由跟礼当”。痛快淋漓的诉说，成为妇女发泄哀怨的重要途径，也使妇女们更加热爱女书，传播女书。
三、当地妇女相对汉族地区自由
自古以来，江永一带被视为南蛮之地，古代百越曾生息于此，这里还是瑶族的聚居地，五岭地区素有“南岭无山不有瑶”之称，瑶族是这一带最主要的少数民族。
唐宋以后，汉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汉文化流行区域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又与当地的瑶族习俗融合在一起，汉人瑶化，瑶人汉化，形成了既有汉风，又有瑶俗的独特地方文化。这里既和中原一样，有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花灯、五月端午、七月半、八月十五中秋、九月重阳、腊月小年等节日，又有二月初一逐鸟节、四月初八斗牛节、六月六尝新节、十月盘王节，以及祭狗、椎牛等具有浓厚瑶族风俗的节日，许多村子祭庙时，常常请“瑶古佬”、“狗客”来吹芦笙，跳长鼓舞，唱盘王歌，这里虽然“土著无多，大半皆属客户，五方杂处，风气不齐”，但人们和睦相处，互尊乡风民俗。
在瑶族风俗中，较多地保留了母系时代的遗风，妇女的地位较中原汉族地区的妇女要宽松自由。瑶族青年男女可以对歌觅友，自由恋爱；婚俗既有女嫁男家，也可男到女家，男到女家同样受到尊重，婚后可以在男女两家轮流居住，所生子女既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在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至今还有“耍歌堂”的节日。节日里，山坡上、树荫下，青年男女对歌觅友，互诉爱慕之情，表达永结连理之意。广西恭城县莲花乡九甲河源头的瑶族地区，每逢姑娘出嫁，都有唱陪楼歌的习惯。即准新娘与临近村寨闻讯而来的小伙子们对歌。对歌内容十分广泛，但谁也不许唱低级庸俗的山歌，否则将遭到痛骂和拒绝。主家对后生们招待十分热情，一连唱几夜，直到新娘出嫁过门为止。
江永的妇女并没有瑶族妇女那样幸运，没有她们那么大的自由，比如，瑶族青年男女可以对歌觅友，自由恋爱，寻找意中人。而她们的婚姻只能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至下轿入洞房，才看到虾公般的丑夫，造成一幕幕“十八岁女三岁郎”的闹剧和“错配夫妻六十年”的悲剧。然而，瑶族的一些风俗却深深的影响着当地妇女的生活，使这里的妇女较中原汉文化区域的妇女相对自由、开放，她们有专门属于自己的节日和活动。在所有妇女的节日或活动中，学习女书、唱读女书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结拜姐妹是这里女性王国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不论姓氏异同，不管辈分高低，不分年龄大小，不计已婚未婚，只要意趣相投，即可结为义姐妹。义姐妹一般有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不等，一旦结为义姐妹，她们便终生友爱，不论远近都要常通音信。义姐妹中，谁家有了喜事或忧伤都要通知其他姐妹，接到通知的义姐妹定要亲临贺喜或即时赶去相帮，无法赶到的也要写信祝贺或劝慰。每当重要节日或秋冬农闲季节，义姐妹们多要写信请对方到家欢聚。结拜姐妹之中的哪一位如果有精通女书的近亲或上辈直系亲属，她就成了姐妹们的老师。在农闲时节，几个姐妹围坐在火塘边，跟从老师听读一句，随念一句，家教亲授，逐一辨认，直至掌握为止。这种义务的传授，使女书得以代代相传。
在当地，妇女有专门的女儿节。每年四月初八，本来是男人们的斗牛节，女人则在家欢聚，“打平伙”，意为妇女们各自带食品、钱饷，一起聚餐，男人的斗牛节早就不搞了，妇女的节日却传下来，成了专门的女儿节。这一天，妇女们带上自己写得最好的女书，做得最好的刺绣、食品等，举行聚会，共同会餐，品尝佳肴，评议刺绣，互相交流女红经验，诵读女书新作，并寻觅知己，一有知音，便互赠女书，结为姐妹。
每年六月到七月的吹凉节，也是姐妹们聚会的节日。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未婚和新婚的女子相邀聚集，选择风凉舒适的姐妹家，一起纺织刺绣，读书作诗。她们用女书写结交书，诉说苦乐，或结伴奉上女书向神灵许愿求福。
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那些淳朴、热情、泼辣、直率的瑶族山歌民谣，在旧时虽不能被地位低下的汉族妇女所共享，但受瑶俗影响，过去这里的妇女几乎人人爱唱歌，不过她们唱的是属于自己的女歌。坐歌堂是这一地区流行的风俗。每逢过年过节，或遇红白喜事，妇女们常常聚集在农家的堂前院落唱女歌，几个姐妹相互演唱，相互欣赏，相互传授。特别是伙伴出嫁前，姐妹们要来陪伴，多则半个月，少则三天，坐歌堂、唱陪嫁歌。新娘要唱哭嫁歌，感激父母长辈的养育之恩，希望弟妹孝敬长辈，努力读书劳动，对平辈抒发友情，互勉互励。结婚第三天，举办贺三朝，女家向男家赠送抬盒三朝礼，其中有女家亲朋好友馈赠的精美食品和三朝书，女家女客们唱读用女书写下的三朝书，展示女家的才华和风采。听唱的客人不仅是妇女，也有男客。贺三朝是附近地区共有的婚嫁习俗，而三朝书却是女书之乡独有的文化形式。
这正是汉风瑶俗交融的结果。这里的汉族妇女，虽然也像中原汉族妇女一样身受压迫，但女性的交往是受到鼓励的，妇女们的节日和活动，是受到社会的赞许和重视的。相对自由的地位，使她们有了与别人交往的需要和可能：使用属于自己的文字，用在自己的节日和活动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些平时自高自大的男人们，此时也不得不洗耳恭听这些受惯了欺压的弱者的心声。女书受到妇女们的喜爱，并在这里流行。
这片特殊的土壤，孕育了神奇的女书，使我们今天有幸看到，在广博的中国大地上，在严酷的封建礼教之下，不仅有逆来顺受的殉道者，也有勇敢的抗争者。她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赢得了后世的关注。
参考文献：
1、赵丽明 1995 《女书与女书文化》 新华出版社
2、史金波 白滨 赵丽明主编1995 《奇特的女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3、湖南省江永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5 《江永县志》方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