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结合湖南省江永县的地理、历史、人口变迁，结合瑶族的传统民俗和文字产生的一般规律等对“女书”的族属问题作了各方面的分析，得出“女书”是一种瑶族文字的结论.
关键词:女书 瑶族 江永县
作者:刘自标，瑶族，1964年生，现任湖南江永县地方志办副主任。
一种只在妇女中流传使用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女书”，在被誉为“一个惊人的发现”以来，国内外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妇女学、历史学等各界专家学者，纷纷来到女书产生地—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好镇，对这种自成一体、系统完整的独特文字进行广泛而深人的考察研究。他们搜集到了凡能搜集的女书作品，达一千余件之多，呼’访向了所有健在的女书老人和女书传人，对女书之乡的历史、，文化、风俗和女书使用者的经历、思想感情，对女书文字的内容、记录的语言、字形结构、文学价值、产生女书的渊源等，都进行了全面深人的探讨，取得了众多可喜的成果。
然而，女书是谁创造的?是哪个民族的文字?为什么女书只在女性中流传而男子无人认识?这些问题，至今尚未找到一个可信的答案。
目前最主要的观点认为:女书是一种汉字，是汉字的变体。它产生的时代，或认为是“中古以后，甚至是明代前后”;①或认为女书的源头可以追朔到先秦，甚至更早的殷商甲骨文时代;②或认为女书是男尊女卑封建时代的产物、是男耕女织生产方式的产物、是民族融合移民文化的产物，可能产生于中古时期。
本文认为，要探索女书的起源，确定女书的族属，不能仅仅以现有的女书文字本身和从它记录现在的语言来找答案，而应该把女书放到江永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证。
从历代史书记载和江永县及周围各县的地方志书中，可以看到，江永县这块地方，历来都是瑶族人占完全地位或占主导地位的区域，产生女书的上江好一带，也从来就是一个瑶族聚居地，因此，本文认为，“女书”文字就是一种瑶族文字。
一、从江永县的地理、历史、人口变迁情况来粉:女书是产生在瑶族地区的文字
江永县位于湖南南部边睡，湘桂边界，东北接壤道县清塘瑶族乡等地，东面毗邻江华瑶族自治县，正南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西南与广西茶城瑶族自治县交界，西北与广西灌阳瑶山相隔，正处在四面瑶区包围之中。境内的都庞岭系五岭之一，正是“南岭无山不有瑶”的中心地区。江永县的瑶族人口多达52万以上，比周边各瑶族自治县民族人口比例还高，只是因为民族工作起步较晚，未能赶上划为瑶族自治县。由此可见，江永及其周围地区是一个典型的瑶族聚居区。
在历史上，江永县旧称永明县，属零陵郡管辖，“永明毗楚粤，辖民瑶”。③南北朝时期:“零陵、衡阳等郡有莫摇蛮者，依山险而居，历政不宾服”(《梁书·张绩传》)，隋末唐初，从武陵、五溪、长沙地区迁来的瑶族，居住在都庞岭、荫诸岭山脉(江永县正南边境)，成为明代招安的“四大民瑶”和清代的“四岗九源”瑶族。唐朝开元年间，另一支瑶民从浙江或江西迁人境内的千家炯居住。宋元以降，直到民国时期，史志中记录的各代官府在江永的史实，大多数是官府派兵镇压瑶民起义的事件。宋代文天祥、江万里“驻节古泽(江永九源之一)，计擒盗魁于粤瑶平原下界”。④《元史》(822页)：“元统二年十二月，立道州永明县白面好，江华县涛好巡检所各一，以镇遏瑶贼”。《明史》(8216页)：平乐界桂，西北近楚(江永)……溪蛔林著，多为瑶人盘踞”，清代，“顺治六年，复永明，领名七，编户一十七里，瑶户四岗九源”(《永明县志·疆界志》)。在近代，“湖南南部，罗霄、五岭、云峰、衡山四山脉所属各县区中，都有瑶人，而以娜县、永明、江华、新田、永兴、宜章·一诸县为多”(1940年江应梁《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在现代，“湖南瑶人，聚居于江华、永明县一带山地”(台湾胡耐按《中国民族志》)。“大多数的瑶族集散在两广与湖南接壤的五岭南北地区，形成了‘南岭无山不有瑶’的分布局面”(黄任《瑶族简史》)。可以说，在江永史上，从古到今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瑶族地区。江永的人口变迁，在秦汉时，就有瑶族先民“蛮”居住。南北朝时期被称为“莫摇”。隋末唐初，居住在洞庭、五溪、衡阳等地的瑶族大量南迁，与最先在这里的瑶族居民汇聚成江永县境内的瑶族世界，形成了当时江永县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并出现了自由富足的千家炯乐园。
从《永州府志》、《道州志》、《江永县志》、《江华县志》中可以看到，直到唐朝末年，汉民族的中央政府的影响，除在这一带设官理事、放逐罪臣外，汉族人口很少涉足县境。现今迁居永州、道县、江永、江华等地的汉族人口，唐朝中晚期才有零星居住(见各志书的人口篇)。
而在唐宋时期，境内瑶族的人口规模，单是千家桐一地就有上千户。加上明清时仍然是瑶族的“四大民瑶”和“四岗九源”瑶族，总共应有数千户，数万人之众。如此众多的瑶族，特别是瑶族乐园—千家桐，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及民族文字，是有其物质基础和社会需要的。
再从明朝的人口情况来看，《永明县志》载：明洪武二十四年，永明县“二千一百二十四户，大小男丁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四丁口”。至万历四十七年:“编审二千五百三十七户，一万四千零六十一丁口”。在这个可怜的11134人的人口规模中，还包含了被从山上招安下平地居住的“四大民瑶”。从唐宋时数万人的瑶族人口规模，到明代少得可怜的万把人的规模，这一反面材料可以看到，江永县这块众多瑶族居住的地方，经过元代官府血洗千家炯，大肆驱赶瑶胞，使江永县境内人口经历了一场浩劫。这也正说明了江永县在明代以前基本上都是瑶族所居。
明清时期，是汉族人口大量迁人县内的时期，但即使如此，瑶族人民仍然是县境中占多数的居民。尽管汉族人有各级官府撑腰，仍然免不了被占多数的瑶族人所左右。明朝分别在江永县松柏乡设立批把所、在桃川设所筑城，名曰所城，以镇管县内的“四岗”和“九源”的瑶族。清时，“道光八年及十二年，塘下、雷洞两源被瑶人争佃霸占，既而占种白云冲、上木源，致酿成巨案”。(塘下、雷洞二源在今上江好乡内，白云冲、上木源在今千家炯瑶族乡)《永明县志 兵防志》。前文引述顺治六年的“瑶户四岗九源”，据湖南省民委瑶族研究专家考证：“四岗即松柏岗、四面岗、马头岗、黄岗，系今松柏瑶族乡、黄甲岭乡、迥龙好农场等一带；九源即唐皇源、大溪源、古泽源、冻清源、雄川源、膏泽源、埠陵源、清溪源、大凤源，系今江永西部、北部、东北部都庞岭山脉的大片地域。四岗九源占全县面积60%以上”。③还有居住在正南方向与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相邻的勾蓝瑶、扶灵瑶、清溪瑶、古调瑶(俗称“四大民瑶”，上述瑶区曾建立三个民族乡)，其所居地域，又占全县15%左右。
正由于瑶族居住着全县三分之一以上的广大地域和人数众多的人口规模，所以在经历了明清两代六百多年以及民国三十几年的汉族迁人后，仍然处于汉瑶两个民族势均力敌、互相影响、互相交融的状况，并进而形成江永县现在居民的亦瑶亦汉的特殊景观。
经过解放后的历次民族认别工作，几经反复与周折，最后于1990年确认了江永县瑶族人口为11911人，占当年全县总人口的52%(《江永县志·人口篇》)。
综观江永县的过去与今天，历史演变与人口变迁，女书的产生都与瑶族息息相关，是产生在瑶族地区的文字。
二、从“女书”产生地及流传女书的地区居民的民族成份和民风民俗来看：女书产生在瑶族占主导地位的人群之中。
‘汝书”产生地江永县上江圩镇，位于江永县东北部。北有都庞岭，南有萌诸岭余脉铜山岭，二山之间，是开阔的消水河谷平原与丘陵。历史上是南下广西，北接衡湘的官道必经之地。处在这样一个交通孔道之上，也是汉族进人江永县最早、最多的地方。产生在这里及流传在周围约30公里范围内的女书，其居民的民族成份情况如何呢?《江永瑶族史》载：“上江圩瑶族占38.04%，千家炯97.46%，高泽源洪洞工区43.97%，铜山岭70.39%，黄甲岭乡52.49%，消浦镇35.05% "。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头铺镇50.7%。总平均瑶族人口超过5000。在这个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经过数百年的汉族迁人，仍然保持有半数以上的瑶族，可见历史上瑶族必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民族。
在风俗习惯方面，即使是现在汉族居民，也保持有众多瑶俗。他们不但过汉族传统节日冶春节(又称过年)、清明节、端午节、七月半、中秋节，也过瑶族的“二月初赶鸟节”。“四月初八瑶家阿妹斗牛节”、“六月六的尝新节”。在上江好女书传人较多的甘益村、铜山岭农场的河渊村，都是典型的供奉瑶族祖先盘王的居民。上江灯甘益、雷洞、湾头、棠下、桐口和铜山岭农场河渊村，都建有盘王庙或盘古庙，雷洞和甘益、锦复村的庙里、祠堂里分别供有盘王神像和石狗头。.在经历了多少年汉化影响的今天，他们乍看上去象汉族，深人调查才觉象瑶族。假如是一个汉族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仗着各级官府的维护，外来的少数民族能这样深刻地影响汉族，形成亦瑶亦汉的风俗区域吗?反之，只有是占主导地位的瑶族，在汉族迁人后，受顽强的瑶族习俗的包围，才会使仅族变得亦瑶亦汉。
三、从已故和健在的“女书”老人及传人生命历程来看:女书是瑶族人至今仍在使用的文字。
已故和健在的“女书”老人及传人，多数已登记为瑶族。有的虽然没有确认为瑶族，但实际上也是瑶族的一分子。众所周知，在汉民族的封建道德里，女子“三从四德”和“无才便是德”，是她们必须遵循的规矩。但已故和健在的女书老人，如何春色、唐宝珍、何焕淑、义年华、胡慈珠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她们丈夫死了之后，一次又一次改嫁过;@在她们少年时代获得学习女书的机会。她们一点也没有“三从四德”，难道这不是瑶族的习俗带给她们自由解放的机会吗?应该说，她们本来就是瑶族人。
现今的少数几个女书传人，‘都是瑶族成份，她们与先辈们一样，在“女书”已经没有多少现实使用价值的今天，依然保持顽强的信念，就象保持一种深沉的民族心理，不让它永远消失。女书正是一份祖先遗传的宝贵文化遗产，让她们代代珍藏和流传。
四、从女书为什么只在女性中流传而男性不认识来看:女书是瑶族社会中男女平等的民族习俗的体现。
许多专家学者百思不解:女书为什么只在女性中流传，而男性无人认识。有的学者把女书与日本女性改造汉字然后形成日本假名文字相比较，试图寻找答案。⑦实际上，女书传女不传男，只是瑶族习惯的一种体现。
因为瑶族社会历史以来，男女平等，甚至不少地方，女尊男卑，女性地位比男性更高。瑶族的历史演进，是从原始母系时代在唐宋王朝封建势力的强迫之下，绕过奴隶社会，直接进人封建社会的。⑧母系时代妇女掌握族中大权、地位比男性高的习俗，一直被保留下来。《江华瑶族自治县志·社会》：“在岭东山区，瑶族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则相当高，家里的事往往妻子或母亲‘说了算’……男女一律平等，均有财产继承权，按人平分”。《道县志·民俗》:“瑶族盛行招郎，养女不嫁……生男育女，以女家为宗，……所生男女，首随母姓，次随父姓”。
历史上处于支配地位、掌握族中大权的瑶族妇女，理所当然地首先掌握着女书这一民族文字与民族文化。一代又一代瑶族女性当然就是掌握、学习、使用女书文字的传人。也正因其母系时代流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的习俗，造成了后来汉族先进文化传人和影响瑶族地区之后，这种文字与文化才更加只局限于女性之中。男性则去学习汉字，汉字被当地居民称为“男字”。
五、从文字产生的一般规律来看:女书虽然是瑶族文字而非汉字。
文字产生的来源，有自源和借源二种。自源文字是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创造、成形、改造、最后才约定俗成。借源文字大多是经济、文化发展较缓慢的民族，借用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字，经过长时期的改造而形成新的文字。
女书文字，不论认定它是自源文字，还是借源文字，都应当是瑶族文字。因为，如果女书是自源文字，江永历来是瑶族所聚居，那么它一定是瑶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发明而来。而如果女书是借源文字，身为汉族的上江灯妇女有这样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要来从汉字中别寻新意而创造新的一套完整的“女书”吗?显然不必要，要借，也只有与汉族杂居的瑶族人民借汉字来创造自己民族的文字。
根据赵丽明教授的介绍，朝鲜、日本借源汉字创造朝文、日文，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日文的最后成熟规范是在汉字传人约二千年的时候，朝文的创制成熟比日文更晚。⑨
至于女书，解放以前，在江永县十分盛行，它不但是妇女诉苦传情的工具，歌唱婚嫁的唱本，而是妇女迎来送往、祭祀膜拜的常备行藏。应该说，它早已是一种成熟、完整的文字体系。如果它是借源文字，应当从何时借起，才在旧社会就这么成熟了呢?假设是借源文字，它首先应当是江永县境内占主导地位的瑶族人民学习借用汉字。又假定瑶族与汉族直接杂居，学习汉字比日本、朝鲜人容易，借源汉字时间仅需日本、朝鲜人的一半或更短，那么，女书起源的时代，也必然会在离近代只有六七百年的元明以前。
从女书今天所见到的形体结构来看，完完整整，自成一体，虽然从中会找到汉字的一些影子，但它绝不能说还是汉字。这里并不是说瑶族就一定不会使用汉字或变体汉字，而是说女书的民族属性早已不再是汉字的翻版，它是经过改造的，与汉字别成一体的、包括不少独创字在内的瑶族文字了。
六、最后，从有关的传说和文史记载来看:女书曾经是瑶族人民的骄傲。
关于女书起源的传说，有以下四种:一、“九斤姑娘女红造字说”，二、“盘巧姑娘造字说”，三、“荆田胡氏皇妃传书说”，四、“神台买书说”。。。四种传说中，前三种都表示女书是自创文字，后一种表示是借用文字。四个传说都表明，女书是女性所创造。对几种传说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瑶族女性创造女书的影子。“九斤姑娘女红造字说”，应当是后来妇女把女红功夫与女书运用联系起来的一种联想，一点儿真凭实据也找不到。胡氏皇妃传书说，则是故弄玄虚、张冠李戴。神台买书说，更是假托迷信的无稽之谈。
盘巧姑娘造字说中的盘巧则有一定的真实感。盘巧有名有姓，虽然不一定是真名，而是盘姓姑娘聪明灵巧的化身。这使我们自然地联系到上江坪一带历史上聚居的瑶族人。最早的瑶族社会，共有一十二姓，奉盘姓为大哥。瑶族始祖就是龙犬盘瓤，被奉为盘王。盘姓就是瑶族的典型代表。创造女书的创始人盘巧，而不叫刘巧、陈巧、谢巧，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猜想，盘巧就是瑶族创造自己文字的聪明灵巧的女性化身。
有一则关于女书文字的史料，在这里十分值得提出谈谈。太平天国发行的雕母钱，正面文字是“天国圣宝”，背面是“炎壹”，其右边是女书文字“天下妇女”，左面为“姊妹一家”。为什么太平天国会铸造这种钱币呢?这女书文字太平天国如何得来?我们认为，只有一种解释:主张男女平等的太平天国，与本来就男女平等的瑶族人民，在意识形态上不谋而合。瑶族社会正是男女平等的活样榜。太平天国曾经通过江永北上，在发现了瑶族这个活样榜之后，把瑶族这种体现女权的女书文字，铸造到了他们的钱币上，恰恰是一篇男女平等的政治宣言。这是太平天国的宣言，也是瑶族人民受到尊重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