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规约；族群文化；仪式文化

       关于“渡海神话”，学者们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长期的探索考证，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这一历史事件子虚鸟有，纯属虚构；二是认为瑶族先民从北往南迁徙时确实发生过飘洋过海的事件。他们围绕着迁徙的原因，具体的年代，迁徙和登陆的地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迁徙的时间而言就有“东汉”说，“晋朝”说，“元代”说等，至于迁徙的地点也有“洞庭湖岸”、“南京口”等不同的声音。这些争论均各执一端，有一定的理由，但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拘泥于经验主义的泥沼，把“渡海神话”视为历史真实。瑶族人民在迁徙过程中，历经了诸多江河、湖泊，我们无法确定“渡海神话”实指哪一条江河或湖泊。古汉语中的“海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海、洋”。《说文》释“海”为“天池也，以纳百川者，从“水”。因而“海、洋”皆虚指，实为“大水”之意。在瑶族民间没有“海”的概念，“江”、“湖”、“海”同概念等范畴。

       “渡海神话”实质上是瑶族文化的一个类概念，一个象征性符号，好比“龙”一样，在文化意象上很难为“龙”找到确指。有学者结合人类学民族学实证材料尤其是苗族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考察后认为，“龙”是圣怪之精，是兽、虫、鱼的变形、综合和共名，也是鸟、佳、禽和部分植物花草及器物用具的变形、综合和共名。“龙不是一个确指事物，而分别是一个模糊的符号，是具有这种文化符号意义的一群事物。龙就是各种至少是大部分动植物和器物中的最大、最有本领、最高贵、最神圣者的冠称或尊称，犹如人类社会中的氏族部落头领称为‘酋长’一样，只要具备上述‘四最’因素，就有可能成为‘王’即龙”。【2o和“龙”的情形一样，“飘洋过海”也是象征符号，是瑶族文化的象征性表述。

       一、族群文化的规约

       瑶族在历代统治者看来是“椎髻卉裳，尽是妖氛之党”的蛮夷，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类，属于“犬”的后代，与动物等值。因为瑶族“兽性”未除，“野性”未泯，残忍而又未开化，所以汉族统治者有“必要”有“义务”对瑶族人民进行剿杀。瑶族是一个南方迁徙性民族，他们受地域生态的影响，支系繁多，分布广泛遍及南岭山区，形成了“南岭无山不有瑶”的格局。瑶族为了在统治者的追杀中苟活，在恶劣的地理环境中求得生存，就必须对族群成员进行规约统一他们的精神意识，凝聚全族群的战斗力。如果说“盘瓠传说”把瑶族族群与一个英雄的祖先——汉族皇帝的驸马，一个有功于国家的英雄联系了起来。“渡海神话”则进一步强化了“盘王”在瑶族中的地位。“盘王始祖随身带，木本水源不可忘”，盘王始祖的观念已经在瑶族各支系扎下根。各支系瑶族就是凭借着“盘瓠传说”、“渡海神话”形成的价值理念和伦理规范对各自的继嗣成员进行规范和规约，甚至是为族群“立法”。这种“规约”和“立法”主要体现在文化的传承，经验智慧的总结，婚亲血亲继嗣，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盘瓠传说”对瑶族的婚姻家庭制度进行了规范。在居住方式上以“从母居”为主，但认可“从父居”也不排斥“两可居”。现在江华过山瑶居住区域，这几种传统的居住模式都还并行不悖。婚姻方面主要提倡“族内婚”，也不排除“族外婚”。“渡海”登岸后瑶族对整个族群的婚姻制度有了更为明确和严格的限定。据传说记载，在“渡海”过程中有两个瑶族支系，不幸整族遇难，其他支系的瑶族人口也大为减少。为保证十二姓瑶人的连续性、完整姓和人口的繁衍昌盛，瑶族“渡海”后，对支系人口做了调整，从劫难余生的其他支系划出了一些成员做为遇难那两个支系的世系成员。并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婚姻制度，主要是强调了族内婚甚至同姓都可以结婚。正如《过山榜》所云：“王瑶子孙之女，不嫁于‘百姓’(指除瑶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为婚”。除婚姻居住方式之外，瑶族在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价值体系等诸多方面也都进行了重新“规约”和“立法”。这种“规约”和“立法”其实就是对变化了的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性策略。通过“规约”把所有族群成员的内心世界统一在一个文化行动规范之下。为瑶族各支系实现族群认同增添了精神纽带，稳定了整个族群关系，从而帮助整个族群渡过了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瑶族对本族群文化实践进行“规约”的手段就是通过强化族群记忆来增强文化的认同感。记忆的方式既有“强制记忆”又有“自愿记忆”。“强制记忆”体现在仪式中的情景式再现记忆和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师徒传承。仪式是历史的“储存器”，记载着一个族群的历史变迁。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族群成员通过虔诚地参与，在展演者与神灵与祖先的互动对话中，再现族群那一段段苦难史，以此来强制性的向族群成员灌输历史记忆。瑶族传承民族文化的另一个途径就是“师徒传承”，一个“师男”(指没履行拜师仪式的徒弟)在履行拜师仪式后其身份就转化为徒弟，他与师傅之间就形成了某种契约，徒弟有学习的权利，师傅有教授的责任，如果徒弟学习文化不认真，师傅甚至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对族群文化进行“规约”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把族群成员统一于某种文化规范之下，自觉区分／拒绝于其他群体，从而确保本族群的纯洁。通过这种反复地文化实践，瑶族的民族性格得到充分地洗礼，由幼稚而至成熟。于是，在他们的眼里不再有省与省，国与国的边界，到处都是“瑶族的世界”，正如瑶族内部《过山榜》所言，十二姓瑶人本是一家“正是树开千枝，如木皆本乎根，如水之分家，万派本乎源”。

    二、祖先崇拜的体现

       早期的进化论社会文化学家泰勒认为，人类的宗教经过了“万物有灵”论、“多神”论以及“一神”论三个阶段。通过民族志的田野调查，他得出了原始宗教来源于原始初民对睡梦、迷糊等现象的困惑和不解。在原始初民看来，人有两个灵魂，一个灵魂依附在实体性的人身上，另一个灵魂在人处于生病、睡觉、恍惚状态时就会离开人的身体。此外，有生命的动植物以及无生命的江河湖泊等世界万物都与人一样是有灵魂的，祖先崇拜就是万物有灵的具体表现。“祖先崇拜作为维系社会群体的文化活动，反映着氏族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各种观念、法则。”此外，祖先崇拜与原始初民的原始思维紧连在一起，还是灵瑰不死的交感巫术心理在发挥作用。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离我们本身最远的东西：首先是天，其次是地，接着是动植物，然后是人体，而最后(迄今还未完成)是人的思维。”神话的思维方式是原始人思维的一种表现，它反映了原始人的社会生活内容和社会要求，它的特点是通过类比，“以己及物”、“由己推人”。“万物有灵”的观点是原始人的普遍意识。他们或者与先祖居住过，生活过，或者坐在火塘边反复聆听过祖辈、父辈们传诵先祖的事迹，因而对先祖总有一种根基上的亲近，尽管先祖离他们远去，血缘上的联系使得他们认为先祖的灵魂寄托在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动植物等有灵性的生命体上，进而把万物看成是与人同样有生命的，并存在着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

       与世界上大多数民族一样，瑶族普遍存在过“泛灵论”信仰。在瑶族的信仰中，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瑶族的祖先崇拜历经了从植物到动物到神性人物的发展变化，当然这三种类型的祖先崇拜并非能截然分开，在一定的时空中他们可以共存于一个信仰系统中。从发展顺序来看，人类对植物的崇拜，早于动物崇拜。最早在瑶族信仰中出现的是葫芦崇拜。葫芦是南岭山区丘陵常见的一种草本植物，其多籽，高产，生命力旺盛。在“日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蛮荒时代，瑶族先民自然崇信葫芦，希望像葫芦那样多籽，多生育人丁，从而多福。在原始社会多一个人就多一份战胜自然环境求得生存的可能。随着以植物采集为主的母系氏族社会向以狩猎、农耕为主的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犬”在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扮演越来月越重要的角色。在瑶山，狗既可以为主人看家又可以协助主人狩猎，甚至可以与主人相依为生。在远古时期，瑶族崇拜狗是由狗的生物属性和所处的自然环境共同决定的。崇狗的风俗古已有之，至今未变。《搜神记》里就有“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的习俗，“叩槽而号”即模仿狗叫。在现在的瑶族聚住区我们依然能找到崇狗之遗俗。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物化形态，形象的记录了崇狗之遗风，瑶族的服饰至今仍旧保留“好五色衣服”、“衣着斑斓”的习俗。有的地方还在刻意把衣服裁得前短后长，像狗尾巴那样。瑶族地区三岁之前的小孩都会带上一顶狗头帽，家长希望孩子像狗一样茁壮成长。在为小孩命名时大都管自己的小孩叫“狗牯”或“狗仔”叫起来上口听起来也亲切。史料记载“正月家人负狗环行炉灶三匝，然后举家男女向狗膜拜。是日就餐，必扣槽蹲地而食，以为尽礼。"如果我们把干宝《搜神记》所记载的“盘瓠传说”视为传统民族志来阅读，就会发现其实他所记载的是一种“犬”图腾的文化活动，后人处于政治需要，人为的把盘瓠“误读”为“犬”。

    伏羲兄妹是最早出现在瑶族祖先崇拜中的神性人物。一场滔天洪水将世界淹没，凡人淹死。在阳春鸟的帮助下，伏羲兄妹种下葫芦。洪水来临时，伏羲兄妹因躲在葫芦内浮在水面上才幸免于难。为繁衍子孙，重造人类，伏羲兄妹在乌龟的帮助下通过滚石磨石磨相合，隔山烧火火烟相合，隔岸种竹竹子相交等周折后结合为夫妻。婚后生个冬瓜，伏羲兄妹把冬瓜切碎撒在高山的就变成了瑶人．撒在平地的变成了汉人。因此伏羲兄妹成了瑶族最早的祖先。瑶族中盘瑶、蓝靛瑶、平地瑶、茶山瑶、布努瑶、花蓝瑶等支系都有崇拜伏羲兄妹的习俗。《盘王歌》之“洪水淹天”篇就是记述伏羲兄妹再造包括瑶族在内的人类的故事。在上述瑶族支系居住区，“伏羲庙”现在都还隐约可见。广西南丹县白裤瑶族的社庙主祭祀的神就是盘古和伏羲。每年农历三月三十小祭，六月三十大祭，以求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东汉以后，盘瓠逐步取代伏羲，成了瑶族万方数据共同始祖。

    瑶族的祖先崇拜历经从葫芦崇拜到伏羲崇拜到盘瓠崇拜的转换，这三者并非能截然区分开来。更多的时候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甚至是边界重合。闻一多先生运用他深厚渊博的国学功底引经据典对伏羲、女娲的原型进行了考查。他认为，伏羲、女娲都是葫芦的意思，“然则伏羲与女娲，名虽有二，义实只一。二人皆为葫芦的化身，所不同者仅性别而已州刊“据上文伏羲与盘瓠诚属二系，然细加分析，两者仍出同源。‘盘瓠’名字中有瓠字，而《魏略》等述茧未化生时复有‘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之语，可见瓠亦为此故事母题之一部分。实择盘瓠即剖匏为之，‘盘瓠’犹匏瓠，仍是一语。是‘盘瓠’与‘包羲(伏羲)’字异而声义同。”按造闻一多先生的看法，葫芦、伏羲和盘瓠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意思，都属于瑶族的祖先崇拜范畴，他们分别与瑶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瑶族祖先崇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而已。在瑶族社会中，各种祭祀活动大到“还盘王愿”、“度戒”小至年、节祭祀都少不了祭祀祖先。在湖南省江华县梧州瑶族社区，几乎每个月都有自己的节日，节日当天他们会以简单朴素的方式缅怀先祖。象六月六、七月半、十月十六等节日往往是举族追忆先祖的功绩。缅怀祖先的文化活动实为一种历史记忆，记忆的指向在于不断强化族群意识，增强族群的认同感、归宿感，张扬族群的文化心理意识。瑶族社会存在的祖先崇拜，凝聚、浓缩了瑶族原始文化心理中的观念意识和情感意志，属于族群的一种共同责任，也是社会道德和价值的判断标准，它像一根红线贯穿着瑶族历史的古今。

    三、仪式文化的演绎

       一个族群记忆本群体文化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既有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精神性记忆，又有体现在建筑、饮食、服饰等上的实体性记忆。杨昌国教授把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透过服饰可以窥见其蕴含的寻根、忆祖、怀乡等历史情结。哈尼族龟式衣、羌族白头帕、柯尔克孜族白毡帽，让人忆起一段刻骨铭心的战争史。苗族服饰图案“骏马飞渡”、“江河波涛”从“图案的构思、设计、造型不仅是苗族妇女劳动智慧的结晶，还表现出苗族人民对历史、祖先、故土、战争、迁徙的回忆与缅怀之情，凝聚着巨大的心理内涵和强烈的感情色彩。它是一种社会意识沉淀，一种深厚的符号积累。”此外，以仪式为代表的实践性记忆也是族群记忆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渡海神话不仅为瑶族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规约”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使盘瓠成为瑶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救世主”的象征，强化了对共同祭祀体——盘瓠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成为维系天下瑶民的心灵纽带。由渡海神话演变而来的瑶族祭祀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立法”的功能，一个新的更为隆重和庄严的盘瓠祭拜仪式诞生了，那就是“还盘王愿”。“还盘王愿”是一种感恩仪式，隆重而又严肃。三五年一小祭，十年左右一大祭。时间一般安排在农历的十月十六日。“还盘王愿”有两种类型，一是家祭，二是族祭。每当瑶族社区出现人畜不安或天灾人祸时，就会择吉日祭祀盘王，祷告万能的盘王护佑子孙脱离险情，渡过难关，逃过一劫。“还盘王愿”仪式是非常严肃而又神圣的，准备期往往达半年之久。还愿之前，参与者还要进行“禁闭”，期问要忌荤、忌同房、忌与陌生人尤其是汉人交往。祭祀过程犹如族群历史的展演过程和全体成员的受戒过程。在整个族群的神圣参与下，宗教师和歌师通过跳长鼓舞蹈、吟唱“盘王歌曲”的形式把整个族群的重大历史记忆如：族源记忆、迁徙历史、灾难记忆等一一再现。从而体现瑶族人民坚忍、自强、奋斗、不屈的精神以及智慧而坚忍的心路历程。与此同时，还要对族群成员进行训戒，即把族群的伦理道德规范、价值体系，教义教规如“十戒”等进行重新宣讲和解读，通过这种“神圣”与“世俗”的交融互动，族群成员的心灵得以净化，精神得以升华。凝聚力得以巩固，认同感得以加强。正如涂尔干所言：神话体现了社会共同的信仰体系，表达并支持着一些最基本的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神话形成了一个民族的道德体系，形成了民族的宇宙观，也形成了民族的历史。

       瑶族人民虽然在迁徙中变得分散。是一种大分散，小聚落的居住形式，但他们凭借盘瓠神话、渡海神话、千家峒传说而在内心中凝聚起一种民族的精神寄托，在潜意识里具有很强的民族自我认同感。

       日本瑶族研究学者竹村卓二在谈到渡海神话的意义时说：“渡海神话在瑶族的内心世界，是超时代的永远抹不掉的烙印。它反映了瑶族特定的过山系集团对在实际中经受的民族灾难的回忆。这个灾难的真实情况，就是对汉族政治权力的抵抗，遭受挫折，并继续受过残酷的压迫。有时用旱灾这种借喻方法，来暗示他们的灾难。”

       如果说盘瓠传说确立了瑶族的精神象征，那么渡海神话则是瑶族民族文化精神的向心力。世界各地的瑶族，不管是湘南丘陵地区的，广西大瑶山的，还是越南的、美国的，他们都顽强地保留着本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虽然历经历长期的迁移和动乱，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始终没有也无法忘弃祖先留存下来的民族文化，始终不渝地认同传统文化之根，以之维系民族的共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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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胡铁强(1974一)，男，湖南宁乡人，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及社会文化研究基地”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人类学研究。
       作者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南湘潭
       刊名：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英文刊名：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年，卷(期)： 2011,03(6)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djyllysj201106048.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