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瑶学，是我们的目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瑶学的建设眼下还处在：论证比较多，构想比较少；施工比较多，设计比较少；原则性意见比较多，周密性阐释比较少；方法上谈的比较多，观念上突破比较少；局部性研究比较多，综合性思考比较少的阶段。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四方面的深入研究：
第一，瑶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有没有更为复杂的关系”； 第二，作为独立学科的瑶学与意识形态性是怎样有机组合的，瑶学是不是意识形态；第三，现时代的瑶学研究是否具有新的成分并面临“开放”、“ 转型”的变化？即新世纪新瑶学；第四，瑶学研究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问题；瑶族文化宝库变成文化喷泉问题。
进入21世纪的瑶学，有责任对已经过去的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瑶学理论发展的现实历程和学术研究成果作出深刻地总结和反思。通过总结和反思，按它自身的逻辑、规律不断地向前发展，为“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依靠这种认识主动去指导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有效地推动瑶学研究按照自己的逻辑、规律不断地向前发展，并开启瑶学研究繁荣的一个新时代。
20世纪特别是80年代以来，瑶学理论发展运行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国际瑶学理论交融、会通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之中，中国的瑶学研究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当然，这其中有曲折、有弯路、有失误，也有从不成熟到较为成熟的奋斗过程。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瑶学，与历史学、经济学、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相比，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相当短的，相对传统科学学科而言，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然而，无论怎么说，这门非常年轻而专业化较强的学科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是20世纪探索瑶学发展的方法和途径，为瑶学研究的发展提供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论指导，取得重大的成果。它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低估的。
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有此成就，不仅在于它的独特性，更主要在于它能够同中国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国特色的民族关系、民族事业相结合。几代瑶学研究的理论家们正是在这两个“结合”上下功夫，不仅在民族学的层面上的哲学思考，而且还在操作的层面上运行，这就使得人们在制定瑶族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努力推进瑶学研究的理论的中国化，才使得瑶学研究的理论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使瑶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实践表明，一种学说影响力的强弱，取决于它适合国情需要的程度。任何一个学说，完全固守传统、抱残守缺，或完全照搬他人，不同社会发展、时代变化相结合，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认真总结和研究20世纪中国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诸多宝贵经验，这是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21世纪中国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需要，这种思想力量和实践价值，对21世纪中国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尤为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瑶学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谁也无法否认，随着客观形势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理论研究的活跃和驳杂，原有学科形态亟需根据新的情况在新的条件下加以调整、充实、变革和更新。瑶学研究的专业化强涵盖面宽，它所牵涉到学科理论和社会实践活动很广泛。因此，瑶学研究又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如何使瑶学研究在21世纪坚守中华民族特有的理论气质，既注意学习和借鉴一切外国的好经验又不丧失其固有的立脚点，既能揭示人类实际情况又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势必成为每个瑶学理论工作者不能不面对和回答的问题。瑶学研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和回答如何发展瑶族经济、文化这样的方法论问题，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瑶学研究在新世纪得到新进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瑶学，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历史和时代都清楚地提出并昭示了这一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瑶学的建设，眼下还处在论证比较多，构想比较少；施工比较多，设计比较少；原则性意见比较多，周密性阐释比较少；方法上谈的比较多，观念上突破比较少；局部性研究比较多，综合性思考比较少的阶段。这些说明了我们现有的水准还不尽如人意。它势必影响着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开展，影响着瑶学的发展方向。
广西瑶学学会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学术团体，与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团体）的历史相比，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很短。虽然以瑶族为研究对象的瑶学是在瑶学会成立前就有了，但是未能形成科研队伍。20世纪80年代瑶学会诞生后，在瑶学会的旗帜下才凝聚了一批老中青科研力量，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活动才持续不断，才有瑶学研究的理论的质的跨越。因此，只有将瑶学研究的理论学说的素质和命运置于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中，它才会具有既影响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指向21世纪的功能。这是一个艰苦的理论跋涉，诸如瑶族千家峒的许多重点和新遇到的难题等待我们去攻克。经验告诉我们，必然在它还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 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和特点，而研究瑶族的瑶学其知识理论自然也应有自己的特点。瑶学研究工作者进行实践之前，首先必须弄清楚和选择确定好问题，认清了、选准了研究方向才有可能尽快地获得研究成果，更好地推动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意志的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瑶学研究理论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 而且一旦繁荣起来，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它将会沿着内在的逻辑方向不断变化发展。学术界似乎有种偏见，不承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瑶学理论学科规律的客观性，特别是不愿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规律的客观性质，这是一种被盲目性支配了的认识。瑶学会成立三十年来的瑶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学说以及发展史的再认识、再研究，有力地证明了可以通过分析和概括那些隐藏在偶然性之中的必然性发现和认识规律，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把可能性变成现实。
那么从学科建设的目标出发，为了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瑶学理论形态更加完整，今后应着重进行哪些方面的研究工作，摄其要者，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项：
一则，继续深入研究瑶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学科的关系全面系统的瑶学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迄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停滞阶段；80年代上半期的恢复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全面发展阶段。在这四个阶段里，瑶学界是用心研究并有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需要拓展和深化。瑶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学说形成之后，除了要放到实践之中去检验、提高，还需要从理论角度进行检验、推敲、修正、创新，使之更加准确、严密和系统化。瑶学研究之中的理论、观点、学说，其中包括各种概念、定义、推理等，都有一个不断丰富完善和去粗取精的问题。过去对瑶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学说的研究、认识、评价中，除个别观点外，绝大多数意见都认同并坚持了瑶学研究的根本属性，承认瑶学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人类社会结构模式中属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严肃的西方学者也看了到瑶学是“在一般意义上是对历史变化中所发生的所有现象的最有启发性和最有价值的概括。”
新世纪，新瑶学。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深入进行这四方面的研究：
第一，瑶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有没有更为复杂的关系”。
在20世纪的1957下半年到1958年，批判少数民族地区“特殊论”、“落后论”，少数民族工作“条件论”、“渐进沦”，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简化民族过程的“唯意志论”，人为地抹煞民族差别。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片面强调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忽视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有限的瑶学研究也被强调服从政治。这些说明瑶学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有更为复杂的关系。进入21世纪瑶学研究仍然存在有更为复杂的关系的问题，如瑶族千家峒与瑶族社会意识关系。
千家峒跟瑶族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相联，它是历史中沉默的材料，瑶族千家峒文化遗迹，沉入时间的深处。在过去令今人难以想象的风雨岁月中，瑶族人民一代又一代地怀念千家峒，寻找千家峒，以至有了湖南江永县大远瑶族千家峒、广西灌阳县韭菜岭瑶族千家峒、湖南临湘市龙窖山瑶族千家峒等发祥地。
瑶族社会意识形态里，占瑶族人口60%以上的盘瑶支系,都笃信千家峒圣地，一如既往地传播、传承千家峒文化。盘瑶传说中，有的说千家峒在海南岛，有的说千家峒在会稽山，有的说千家峒在南京，有的说千家峒在湖南省道县，有的说千家峒在广西石碧洞，有的说千家峒在广西灌阳境内韭菜岭，有的说千家峒在湖南江永县，有的说千家峒在湖南临湘龙窖山。
尽管瑶族历史上的迁徙不停，千家峒的确切地域和位置迷失，但是瑶族人民自发地组织一次次的寻找千家峒行动，渴望重回千家峒。为此血流成河，仍然矢志不忘寻找千家峒。1831年，湖南省江华县瑶民赵金龙发动瑶族起义，万余起义军攻占了湘南桂北和粤北三省交界的十多个县，声势浩大地要“杀回千家峒”，当年瑶族起义军唱的《千家峒歌》至今流传在这三省交界的瑶山中。1933年，江华县湘江乡、高塘乡几百户瑶民自发集资400多银元，推举赵明碌等15人前往邓元珠在广西石河县（今河池市属地）的石碧洞千家峒垦荒种地，试想成功则随后大批同胞会聚。事与愿违后赵明碌及其先遣队员陆续回到江华。1941年阴历八月初一，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及附近十县瑶民，自发掀起武装回千家峒的斗争，瑶民肖成朝以盘王信仰作鼓动工作，他率领寻乡队伍武装行动，冒着倾盆大雨，一路走一路找千家峒，被国民党桂系残酷镇压，肖成朝等寻乡队伍的领导们全部牺牲。除以上两例武装寻找千家峒行动外，19世纪40年代，湖南省江华县瑶民邓元珠与亲友长途跋涉过广西到云南等地寻找千家峒；1957年，广西恭城、灌阳两县瑶族在周生隆、周昌和两位乡长组织下，派几十名代表外出寻找千家峒未果；20世纪60年代末，湖南省江永县大远乡瑶民赵顺德、赵顺旺兄弟借打猎，在湘南、两广北部走了几年，未寻到千家峒；同期云南省富宁瑶族自治县的盘瑶亦自发寻找千家峒；20世纪80年代中，广西荔浦县瑶民赵德标继承祖父和父亲之遗志，多次攀上都庞岭顶峰韭菜岭寻找千家峒。
瑶族一代代之所以前赴后继以生命和鲜血之代价去寻找千家峒，个中不能排除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又促使千家峒成了瑶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信仰，使瑶族更加重民族、重祖居地。
瑶学是一个开放发展的知识系统，所以瑶学与其他理论知识体系之间必然也会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千家峒文化及传说，按照某些国外学者的看法，“明显地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活动，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千家峒地名多处标注： 1984年湖南地图出版社编制的《湖南省地图》标有千家峒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制的各版本灌阳地图韭菜岭下都标有千家峒地名；1986年召开全国“瑶族千家峒故地座谈会”以后, 湖南江永县大远瑶族乡改名千家峒瑶族乡；1998年5月5日“中国灌阳都庞岭千家峒瑶族发源地研讨会”上, 湖南江永县的代表与广西灌阳的代表都据“图像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来说明大远与韭菜岭是千家峒故地。大远的代表据《江永县志》第31篇第2章第3节中，《千家峒》、《千家峒源流记》等古籍资料记载千家峒的树名、山名、水名、田名等32处, 在大远瑶族乡找到30处, 佐证大远是千家峒的结论；灌阳代表有宫哲兵教授关于千家峒在都庞岭韭菜岭的著文为最新权威和历代《灌阳县志》关于千家峒的内容, 来肯定千家峒在灌阳县境内的韭菜岭。
千家峒文化遗址不仅盘瑶世代关注、寻找，而且在史学界有不少专家学者关注，特别是民族史学专家们的考析、论证，撰文著书，围绕悬而未果的学术问题进行重点研究后，进行相应考察、寻找千家峒遗址。其中，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从1982年到1998年17年的艰苦调查中，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和资料，并根据这些证据和资料发表了论文，出版了著作。他的调查与研究结论：千家峒在都庞岭周边的灌阳县、道县、江永县 ；湖南民族研究所原所长、湖南省古藉办原主任李本高研究员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宫哲兵先生确认江永县大远瑶族乡为千家峒时，就提出江永县大远瑶族乡千家峒是后来人们摸拟传说中的千家峒而名。李本高和黄钰先生合写的《瑶族“千家峒”故地辨析》，文中提出瑶族千家峒可能在洞庭湖沿岸，之后李本高先生又发表《瑶族漂洋过海》一文，论证瑶族千家峒就在洞庭湖东岸的幕阜山中。李本高先生为考证千家峒问题，多次对临湘市龙源乡龙窖山境内的古塘、朱楼坡、漆波等地进行考察，找到了白石岭、三江口、九所三关等与《千家峒歌》所载相吻合的瑶族文化遗迹。宫哲兵、李本高先生为弄清瑶族千家峒倾心尽力，为此作出突出贡献。
2001年9月25日至27日在湖南省临湘市召开的瑶族专题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北京、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湖北等省市区的46位专家学者，在对临湘市龙窖山进行了实地考察，对照《岳阳甲志》、《岳阳风土记•临湘篇》等古籍文献,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广西瑶学学会会长、著名的瑶学家张有隽教授作总结发言时说：“与会代表多数认为龙窖山可确认为瑶族先民居住过的遗址, 也可以看成瑶族历史上较早期的千家峒, 而都庞岭千家峒可以看成是较晚期的千家峒。” 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永章教授特别强调：“在瑶族成为单一民族后, 龙窖山是有文献记载、且经过调查论证的瑶人历史上最早居住过的最北的地方 。” 2002年1月2日中国(广西) 瑶学学会《龙窖山千家峒认定意见书》：“确认临湘市龙窖山能与瑶族传说中的千家峒相印证, 是瑶族历史上早期的千家峒。”
显然，千家峒与瑶族社会意识形态有复杂的关系，瑶学研究还有不少需要开拓的理论空间。
第二，作为独立学科的瑶学与意识形态性是怎样有机组合的，“瑶学”是不是意识形态？
瑶学研究是以瑶族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研究瑶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它涉及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分、起源、分布和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瑶族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千家峒的各种观点都是正常的，但要改变先前的偏狭眼界，要改变著述中的种种欠缺和谬误，就要换用新的眼界，即采用瑶族的先后千家峒，实事求是地考察和论证千家峒和千家峒历史。
中国的学术界发表的千家峒的研究学术成果, 形成了大致以湖南临湘市龙窖山瑶族千家峒、江永县大远瑶族千家峒、广西灌阳瑶族千家峒的三个系统。就内容而言, 三个系统三种论述都有各自合乎历史实际的合理成分，也都有各自的未全面、未真实反映历史实际的不合理缺陷。其失误的根本症结，在于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千家峒故事、传说作蓝本，偏颇以至取代了历史、考古学文化与民族考古，导致瑶族千家峒探源和千家峒文化研究在科学上的欠缺。
千家峒文化渗透瑶族的意识，形成瑶族的传统。无论处于什么社会，什么时代，什么时期，什么国家，都热衷千家峒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瑶学研究作为独立学科与意识形态是有机组合的，瑶学不可脱离的是意识形态及文化背景。
第三，现时代的瑶学研究是否具有新的成分并面临“开放”、“ 转型”的变化？即新世纪新瑶学。
瑶学研究是以瑶族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研究瑶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它涉及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分、起源、分布和关系以及生活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瑶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瑶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涌现出《瑶族通史》（奉恒高主编）、《瑶族历史与文化》（张有隽著）、《瑶族传统文化变迁论》（张有隽著）、《瑶族文明发展历程》（邓群、盘福东著）、《瑶族传统文化》（谢明学、玉时阶、著）、《瑶族文化变迁》（玉时阶著）、《盘村瑶族》（胡起望、范宏贵著）、《中国瑶族风土志》（蒲朝军、过竹主编）、《金秀大瑶山瑶族史》（莫忍章主编）、《国际瑶族概述》（黄钰、黄方平著）、《瑶族农民起义史》（邓有铭、盘福东著）、《瑶族石牌制》（莫金山著）、《白裤瑶社会》（玉时阶著）、《泰国瑶族考察》（玉时阶等著）、《泰国瑶人的过去、现在、未来》（泰，阿南达著）、《盘村变迁》（郭维利著）、《中国白裤瑶》（朱荣、毛殊凡等著）、《瑶族历史文化与现代化》（毛殊凡等著）、《东山瑶社会》（盘福东著）、《瑶族文化史》（农学冠等著）、《中国瑶医学》（覃迅云、李桐等著）、《中国瑶药学》（覃显玉等著）等一大批的研究成果，较好地为瑶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21世纪瑶学研究存不存在“转型”、 需不需要“转型”，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确实要思考的。不管哪种学术研究，都能为“三个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市场经济的崛起，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迫使我们对瑶学研究视角的考察面临某些新的课题。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并未消失，但许多文化现象似乎从表面上消解了从某一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阶级、阶层关系中寻求单纯适应性的分析模式。卢卡契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学术理解至少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传统上的理解，即由某种状况决定的形态；一是“在某种对现实作了变形反应的意义上来理解”。 卢卡契预言“社会生活中的这种区别的逐渐消失迟早会导致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化”。 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从历史来解释经济动机的首要作用，而在于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范畴，总体之于部分的完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方法论的精华，并把它出色地改造成一门崭新学科的基础。” 他还认为当资本主义的体系本身不断地在越来越高的经济水平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物化的结构逐步地、越来越深入地、更加致命地、更加明确地沉浸到人的意识当中。 霍克海姆•阿多诺也认为，在今天，“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 今天“科学和技术成为生产力，而且成为意识形态”。
以上征引的材料，不管这些国外学者的见解有多少值得斟酌的地方，瑶学研究理论与实践正在发生“转型” 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瑶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指出某些历史、事件、文化、意识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存在，而变成了瑶学研究理论的表面行为，实践中揭示其背后的、隐藏的支配力量。譬如“经济效益”这种经济形态模式，运用到瑶学研究来，就不是观念或谬误。世界观或思想体系中去寻找的东西，它是新世纪、新瑶学自身发展重新进行着有系统的组织。当瑶学研究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瑶学研究“模式” 相应“转型” 也许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四，瑶学研究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瑶族文化宝库变成文化喷泉问题。
通过文化使经济体的所有成员形成一定的价值态度和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行为与行为进行中文化的介入和新的经济文化的产生，彼此之间具有必然性。民族与经济发展是以和谐为基础的，与群体、社会融为一体才能体现千家峒文化的价值与意义。诸如千家峒文化有助于拓展文化旅游发展空间，促进瑶族旅游经济的发展。将瑶族文化宝库变成文化喷泉，这是21世纪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要探讨的课题。
太平洋彼岸的瑶族同胞从实际出发，注重人文精神，开掘人文资源，弘扬人文优势，以有容乃大的胸襟善待竞争对手，以睦邻、安邻、富邻的和谐理念，加强与所在国国民的互利合作，使自己成为个性化的民族文化形象。 在不长时间赢得西方社会各阶层的认可与尊敬。这是瑶族文化的作用于国际瑶族团队高度的凝聚力，刻苦学习、与人为善、谋求发展。
瑶族文化已经越来越广泛的走进公众的视野，在全球旅游业大发展的背景下，文化旅游的发展正在实现模式的多样化和品牌类型的创新，文化旅游空间延伸、功能泛化现象已经开始显现，所以对瑶学研究关注瑶族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瑶学研究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将瑶族文化宝库变成文化喷泉。
瑶族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围绕瑶族千家峒问题, 仅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持续不断地引发学术界的瑶学专家学者争论、探讨。即是说千家峒文化吸引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界和传媒体的目光，引起党委、政府的重视，招来了旅游部门的关注，千家峒专题学术研讨会前会后各地有关部门都在打千家峒遗址文化旅游这张王牌。瑶族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无疑是带动瑶族旅产业的重要资源，将形成热点旅游景区。瑶学研究成果的逐步应用，逐步提升瑶族文化的地位，有助于瑶族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从目前来看，相比其它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瑶族在这方面的开发深度远远不够，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效益。瑶学研究成果的逐步应用，逐步提升瑶族文化的地位，有助于瑶族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宝贵的瑶族文化，认真策划、准确定位、全盘布局、合理开发，建设具有独立品牌的瑶族文化旅游景区和旅游项目，使瑶族文化旅游成为中国文化旅游的亮点之一，带动瑶族旅游经济，促进瑶族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再则，深入开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瑶学特证及其规律的研究。
深入开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瑶学特证及其规律的研究，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至关重要的。瑶学研究原理有普遍性的一面，也有时代、国别、民族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瑶学理论，而这个“中国特色”的题中应有之意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瑶学研究的诸种规律。在21世纪瑶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要探讨21世纪面临的问题，离开21世纪面临的问题去进行的瑶学研究理论，只能是束之高阁而孤芳自赏。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瑶学特征的研究，也就在本质上离开了理论的“中国特色”。因为今日中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正是以高扬社会主义的旗帜为其标志的。离开了对社会主义瑶学研究规律的探讨，那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瑶学在中国也就失去了特有的对象和现实的依托。瑶学研究理论的“中国特色”，不简单等同于“民族化”、“地域化”。瑶学研究理论的“中国特色”，包含着比“民族化”、“地域化”更为深广的内涵。现阶段，瑶学研究理论要把“中国特色”呈现出来，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能体现和回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科学文化知识去满足社会和瑶族自身发展的需求，并让瑶学研究的理论在实践中证明瑶学研究理论的自身价值。
因此，21世纪，新世纪、新瑶学。新世纪、新选择、新座标，我们需要的是一步步的思索和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瑶学理论体系，总结和概括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理论财富。历史总是前进的，认清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瑶学研究提出的挑战，研究在新形势下对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一切对“三个文明”建设有作用的新规律，将社会主义瑶学运行规律和价值展示出来。那么，对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一个功在千秋的事业。我们要有开阔的心胸、开放的视野，站在新世纪的新高度，通过讨论研究取得共识，促使瑶学研究的工作及时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正像改革开放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实惠一样，改革三十年也使瑶学研究队伍一下子增加了二、三倍。但瑶学研究理论不是实惠经济，它需要我们（个人和学会）从躯体到大脑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造就一种适应新经济、新理念的内部运作机制，这是一种瑶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无可厚非的选择。
作者系桂林市博物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