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修史是中国的传统。近年来，历史研究，可谓炙手可热，除了传统的中国通史、断代史、地方史新作层出不穷外，族别史研究也取得重要突破——各民族的族别通史纷纷出版或正在编撰之中，2007年出版的《瑶族通史》就是其中一部重要的族别通史。《瑶族通史》上溯远古传说时代，下迄20世纪90年代末，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民族源流、迁徙、民族关系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字数达120多万字，是第一部瑶族通史，为人们全面地认识、了解瑶族的历史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瑶族通史》打破以往许多族别通史不写当代史的做法，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作为《瑶族通史》中20世纪50年代后这部分的主要执笔人，在此谈一些思考以求教于诸位专家。
一、治瑶族史尤其应当重视当代史
当代人要不要写当代史？中国古代确实有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潜规则”，而且在“二十五史”中，自《后汉书》以下，都是后代人写的前朝史。因为当代人写当代史，也存在某些弊端和困难，例如有少数当事人，夸大个人功绩或淡化过失，有的传主亲属干涉传记写作等等。因此，正如齐鹏飞指出：“研究者都是时过境未迁的同一时空背景下当代中国史的‘当事人’，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都有着千差万别的主观感受和带有感情色彩的个人记忆。研究者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可能难以反映出历史现象本身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于是，大家信奉这样一个观点“历史自有公论”，等将来当事人的孙子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写出一部反映客观事实的历史。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有一定道理。但是，说古人不修当代史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其实，古今中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治史修史，都非常重视当代史的编修。孔子作《春秋》，就从古代一直写到“当代”，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隔了一年，哀公十六年，孔子就死了。可见，“所闻世”和“所见世”统统包括其中。司马迁作《史记》，也写到了“当代”，近人魏源著《圣武记》、李剑农写《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都是“当代”中国人写当代史的范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1848-1851年法国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近距离”甚至是“零距离”的历史经验总结，则是“当代”外国人写当代史的成功典范。可见，古今中外“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并不是什么“古老的传统”和不可逾越的“禁区”，只不过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思想禁锢，在21世纪的今天应该总结、借鉴古今中外的治史修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除不合时宜的禁锢。
笔者窃以为，治瑶族史尤其应当重视当代史。因为瑶族是历史上受歧视、受压迫最深重的民族之一，瑶族先民不得不不断向南迁徙，为了求得安宁，“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形成“岭南无山不有瑶”的分布格局和与汉族、壮族等大民族隔阂的状况。这种分布格局和民族隔阂状况，使得历史上瑶族地区发展长期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历史上，瑶族不仅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很少有熟练掌握汉文的人，致使基本上没有本民族自己记载的历史资料，偶有其他民族的文人对瑶族的记载也是十分零星、语焉不详和存在诸多谬误的。也就是说，历史上没有主位的瑶族史研究的成果，甚至连主位记录瑶族社会的资料也难以找到。而且，由于历史上瑶族先民频繁迁徙，“吃尽一山又一山”，也很少留下具有重要价值的考古遗存。因此，这给古代乃至近代瑶族历史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种“先天不足”也是治史者很难通过努力可以弥补的。于是，出现“漂洋过海”、“千家洞”等长期争论也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新中国成立后，在瑶族地区开展慰问宣传、帮助发展生产、救灾救济、清除匪患、建党建政、发展教育、培养瑶族干部等，留下了大量详细的档案资料，为研究瑶族当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翔实可靠的资料。此其一。其次，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 。古代的东西离我们太远，太久远的历史没有可比性,也缺乏生气，给现代人的可参考性和借鉴意义也相对少。因此，迫切需要我们从刚刚过去的历史中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如果研究瑶族史，如果把绝大部分人力与精力投入到古代史去，不把当代史写入瑶族通史实际上是舍本逐末、脱离实际，通史也是不完整的。
二、当代史入瑶族通史的意义
下力气研究瑶族当代史，把当代史编入通史，不仅资料丰富，更重要的是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瑶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变迁可谓“翻天覆地”，加强瑶族当代史的研究，把当代史编入通史，使人们对瑶族社会的巨大变化有更加深刻地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中国社会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说近几十年的变化超过过去上千年，一点也不过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历和见证这种变迁的老一辈慢慢离世，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这种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具体情形如何。把这一段历史在通史中“再现”，不仅具有“存史”的作用，更具有“教化”的作用。
以瑶族政治地位的改变而言，就是一个从根本上彻底改变的事情。历史上，统治阶级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瑶族和绝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不仅被剥夺了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而且在许多地方瑶族还被剥夺了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瑶族地区的解放，国家就着手在瑶族地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1951年1月广西蒙山县人民政府成立的岭祖(今属金秀忠良乡)瑶民自治区人民政府，并任命瑶胞为区长。这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瑶民自治政府，标志着瑶族登上了政治舞台，具有划时代意义。因此，瑶民高兴地说：“石板下的笋子出头啦!” 1951年8月，龙胜各族自治县成立。会议代表按人口比例，在侗族中选举县长1人，在壮、瑶、苗族中选举副县长一人，瑶族同志黄钰被选为副县长。一位瑶族代表激动地说：“我们瑶族的人当县长，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没有过的事。” 1952年5月，我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地方——大瑶山瑶族自治区（1966年改为金秀瑶族自治县）。1952－1960年，连南、江华、都安、巴马、韶边、河口县级瑶族地方也相继成立。同时，建立了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联合自治的东兴各族自治县和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还建立了一大批瑶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20世纪80年代又先后成立恭城、富川、大化等瑶族自治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瑶族聚居区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瑶族人民当家作主，破天荒地当上了县长等高级别的干部，大大提高了瑶族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地影响。
再如，瑶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改善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而且民族关系的改善也是极其艰苦的过程。历史上，由于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瑶族与山外的汉族、壮族等民族的隔阂也非常深。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少数民族翻身解放，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和对瑶族的偏见并没有立刻消除，仍然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来，影响民族团结。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不承认瑶族的民族成份，剥夺瑶族的平等权利。新中国经过民族识别，瑶族已经成为单一民族，取得了合法平等的法律地位，但个别地方却不承认瑶族，否则就不予享受同等权益。如，广西恭城、富钟县某些乡没收瑶族族谱，富钟县沙乡强迫瑶族户户签名盖章表明“不是瑶族”，有的说“如你是瑶族就不要参加分田”，瑶族为了分田，不敢说自己是瑶族，或隐瞒民族成分，土改后要求承认他们的瑶族成分，又被一些干部拒绝，使瑶族很不满。有的民族联合社在夏收预分时，把大米分给汉、壮族社员，把玉米分给瑶族社员，说瑶族住在山上苦惯了，多吃些玉米没有关系。
第二，不尊重瑶族的自治要求。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但个别地方的领导干部并未很好地贯彻。如，灵川县流峰瑶族向专区、县要求建立自治区达30余次均被置之不理；富钟、贺县、恭城建立瑶族自治区时，县、区委、人民政府不重视领导，仅靠几个民族工作组，随便搞一下，选出了乡长、委员，县、区不批，又不发给供给，富钟沙坪乡竟挂起“瑶汉自治乡”的牌子。有的建立了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却没有自治权：自治县县人民委员会的“大印”由县委管起来了；自治县经常办公机构和县委员合署办公了；自治县县长不是由实行自治的主体民族的干部来担任，而是由外地干部来担任；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县人民委员会很少开会。
第三，不尊重瑶族干部的职权。存在汉族干部在工作中包办代替、独断专行的“少数民族当家，汉族做主”、“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无权、甚至无事可做”的现象。瑶族干部由于文化素质比较差，见的世面也较少，被歧视的现象比较突出。如，富钟县八区瑶族干部赵廷斌参加工作10个月，一般会议都不让他参加，连住的铺位也没有；贺县县人民政府不给瑶族干部证章，县人民政府大门不能进，也不编入学习小组；富钟县一位汉族干部打电话至汉新乡，问接电话的人说：“你是瑶古佬吧?”；大瑶山长洞区一位瑶族副区长因能力差被安排做劈柴煮饭，被称为“候补炊事员”。都安有一位瑶族干部，因为没有事做整天养鸟过日子，他做区乡时被称为“养鸟区乡”，成立自治县时被提拔做副县长后仍无事可做，自称是“养鸟县长”。
第四，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是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对瑶族的风俗习惯、语言仍然存在歧视现象。如，龙胜三区反少数民族男女关系，弄得该区10个瑶族干部5个跑回家，有的群众被迫坦白过去的男女关系，甚至规定不坦白不得入农会；大瑶山公安队员因讲瑶话被禁闭数天；龙胜银行营业所个别干部竞以“戴首饰是封建尾巴”作号召，低价收购侗、苗、瑶族的首饰、耳环2548两，引起妇女到处哭诉，怨声载道。又如，1953年广西大瑶山瑶族自治区送该自治区仅有的15个少数民族高小毕业生到荔浦中学学习，入校后受部分汉族学生经常歧视，叫他们“瑶仔”，编山歌侮辱他们；学生家庭有困难，缴不起伙食费及学费，学校有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也积压未予补助；学生功课赶不上，教师又未设法帮助补习，结果其中12名学生感到无温暖、友爱和体贴，受不了歧视而愤然离校回瑶山，影响很不好。再如，广西宜山五区京口乡小学，汉、壮学生玩弄瑶族学生的长头发，瑶族学生出了体育费却不给他们摸球，发展少年先锋队时，不考虑瑶族不懂汉话，被认为 “联系同学不好”而不予吸收，讥笑瑶族学生带饭的竹筒叫尿筒，有的壮、汉族学生不叫瑶族学生的学名而叫其奶名，用手敲瑶族学生的头，瑶族学生因难忍歧视而退学的仅第五区即达19人。还有不少教师认为少数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不像中学生，认为少数民族学生佩耳环、手镯、脚圈是封建枷锁，不准戴，认为改装才是好学生，不了解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习惯不同的特点，误认为 “愚笨”、“智力差”、“落后”，未从多方加以鼓励帮助，更不研究其特点改进教学工作，以致少数民族学生悲观情绪很严重 。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的这些民族隔阂和不符合民族政策、不利于民族团结的现象，既有大民族主义的问题，也有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问题，说明历史遗留下来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和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并没有立刻消除，仍然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来，要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多方面的、比较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
把瑶族政治地位的提高情况和瑶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改善过程写入通史，将有益于我们理解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伟大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局面，提高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自觉性。
（二）加强瑶族当代史的研究，把当代史编入通史，有利于总结瑶族地区发展的经验教训，指导今后瑶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而且是当今社会的一面镜子。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也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就是历史的“资政”功能。但是，如果不把当代瑶族史修出来，不撰文说史，将何以告诉未来？
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瑶族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经济、社会、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瑶族地区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因为瑶族地区的发展的环境和政策都有其特殊性。同时，瑶族地区的发展也走了不少弯路。当前，瑶族地区的发展水平依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是全方位的和巨大的。今后的路子怎么走？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值得认真总结。从笔者体会来看，瑶族地区的发展至少有几点值得注意：
1.瑶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把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当作实现科学领导、科学管理和取得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坚持实事求是，要求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 尊重客观事实,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能用主观臆想代替客观实际。具体地说,就是我们无论想问题还是办事情，都要以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作为出发点、立足点，从客观事实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方案和办法来。
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瑶族地区发展的不少举措和行动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其中农业学大寨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瑶族地区大都生产条件恶劣，因此开展治山治水，改善生产条件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文化大革命”把农业学大寨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把批判资本主义作为农业学大寨的重要内容，严重地背离了瑶族地区的实际，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入歧途，给瑶族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有的甚至荒谬提出“宁吃社会主义的盐水送饭，也不吃资本主义的青菜；宁挨社会主义的雨淋，也不戴资本主义的雨帽 ”。不仅给人们的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使“左”的政策系统化、条文化，给瑶族地区的农业生产经济带来极严重的损害，本来就很不发达的瑶族地区农村商品生产萎缩，农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全面下降，一些农民屋前屋后的果树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砍光，多种经营和自留地、开荒地种植作物受限制，有些副产品又不给上市，生产力受到破坏和摧残，对瑶族地区农业生产发展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些瑶族地区不切实际地在农田水利建设和在经济上围歼“资本主义”外，还在生产上大搞“一刀切”，不管山区、平原主观地提出全县禾苗要“块块一个样，近地远地一个样，山上山下一个样，社社队队一个样”，甚至不顾地区气候条件，提出：“上半年种到哪里，下半年就种哪里”，大搞一造改两造、“晚玉米上山”等等。此种违反自然规律的作法，导致农业生产多年踏步不前，产量上不去。但是，在当时的气氛中，没人敢说这种做法不对。特别是像都安这样已经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而名声远场的瑶族地区，更是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报告实情。另外，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不顾瑶族地区绝大多数是山区，种粮不具有优势的特点，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商品生产当作“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把多种经营和工副业生产都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和禁止，因而造成瑶族地区农业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甚至大量毁林开荒种粮，造成水土流失，生态恶化，阻碍了瑶族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2.瑶族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兄弟民族的大力帮助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瑶族地区的生产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加上土匪的骚扰和自然灾害，瑶族群众生活极端困苦，尤其是居于深山、石山地区的瑶族群众，吃饭、饮水都成为大问题。为了帮助瑶族同胞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特殊措施帮助瑶族同胞恢复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这些特殊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赈济钱、粮、衣物，帮助瑶民度荒和安全过冬。
第二，组织生产自救，除了赈济钱、粮、衣物，帮助瑶民度过灾荒外，人民政府还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发展生产，以求从根本上改变年年闹粮荒、年年缺衣物的情况。主要方法是发放耕牛、农具、种子等贷款，减免税收。
第三，发展民族贸易，不断调整收购少数民族的土特产价格，适当缩小工农产品比价，适当缩小土特产品的地区差价和工业品的批零差价，改变瑶族受奸商的盘剥，并对边远山区实行了运费补贴办法，增加少数民族群众收入，促进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第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瑶族聚居区大多地处偏僻，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石山区尤甚。通过政府和各方面的努力，逐步改变瑶族地区的人畜饮水、水土保持、道路、电、通讯等制约瑶族石山地区生活发展、生活改善的条件。
第五，加强生产指导，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和优良品种。
第六，采取特殊措施培养人才。如，广西省教育厅1955年9月在《关于民族教育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就提出了广西民族教育的发展重点在苗、瑶等民族地区，逐步克服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1956年7月26日，中共广西省委又批转省教育厅、省民委党组《关于我省苗、瑶、侗等少数民族中等教育中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意见的报告》，决定采取特殊措施来扶持瑶等民族中等教育的发展。其主要措施是：在一定时期内，对瑶、苗、侗等民族学生报考各种中等学校，不应机械地为一般录取标准所限，应根据当地各民族学生实际水平出发，予以录取；在自治县及民族杂居的中学，应加强对瑶、苗、侗等民族学生的个别辅导或单设民族班进行教学，没有条件单设民族班的，对民族学生做好个别辅导；学校要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并加强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的紧密联系，根据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及生活上的困难，克服在学校学生的流动现象；根据瑶、苗、侗等民族山区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情况，尽可能增设小学，小学布点要多些，规模可小些，并将学生与教师的比例适当降低；各小学制定计划，建立向中学保送优秀生制度；多派优秀教师到瑶山任教 。
经过采取特殊措施进行几十年的帮扶，瑶族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的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当地汉族地区的水平。但是瑶族地区很不平衡，不少瑶族地区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要加速这些地方的发展，仍然离不开特殊政策的帮扶。
三、治当代瑶族史应当重视的几个问题
（一）充分发掘和使用新材料
治瑶族当代史与治古代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资料来源与古代史有不同的特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1.瑶族当代史可以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瑶族地区各单位积累了丰富的档案资料，各县级以上的政府都建立了档案馆，整理和收藏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是研究当代史的重要资料。这些档案资料不仅有数量众多的历史史实的详细记录，更重要的是这些档案资料记录和反映了历史资料产生的历史时代和背景。这是治瑶族古代史所缺乏的。因此，治当代史史者必须从档案资料中去寻找、去挖掘、去补充所需的资料，获得更为丰富的史料。同时，利用档案资料验证传闻、考证核实史实。因为，虽然当代史相距不远，但是经过若干年后，口耳相传，许多事件和人物的传说就会出现“异文”，治史者就必须通过历史档案资料核实、考证，使入史资料、史实更加准确、真实。
2.口述资料
当代人治当代史的最大便利和好处，就是容易贴近史实或历史人物的存在，具有亲历感或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条件。这是后人修史所不具备的条件。亲历者的回忆弥补了文献档案的失载，他们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节描述，或是采访者对第一手材料的记录，是后来人断难“研究”出来的，这是编著当代史的重要基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历史现象的亲历者和当事人都还健在，他们活生生的口述史料，也是核实、考证史实的重要依据。因此，治史者应尽量多地寻找历史的亲历者、知情者，开展调查访谈，收集口述资料，包括他们自己撰写的日记、笔记和回忆录之类的资料，使治史具有更加丰富的资料。
（二）排除干扰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是秉笔直书的典范。故东汉人班固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当代人治当代史容易贴近史实或历史人物的存在，这既是最大便利和好处，同时也是治当代史的麻烦所在。因此，必须坚守优良传统，一味追名逐利，杜绝把治史的“话语权”变成歌功颂德的工具，不择手段地哗众取宠，甚至不惜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做法，把职业道德和实事求是精神抛置九霄云外了。
（三）注意主位研究方法的运用
主位研究现在已被人类学者所普遍接受。所谓主位研究，便是从被研究者自己的观点来研究他的文化与历史。相对而言，主位研究应该可以更深入、更全面地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封建时代乃至民国时期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绝大多数是从汉人的观点来论述的。于是不是有所歪曲，就是不够全面。于是，人类学家也呼吁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也要加强主位研究。一方面应该尽量采用少数民族自己写下的材料，如瑶族的过山榜、信歌等；另一方面更应该积极鼓励和补助少数民族学者用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写他们的历史，甚至撰写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历史上，由于瑶族缺乏自己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对本民族法历史如何编著缺乏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帮扶政策，大批瑶族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主位研究瑶族史已经成为可能。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可以使瑶族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可信。
作者系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民族学博士